【大纪元12月1日讯】人类各大文明都有“中道”思想
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其实并不是一种发明或创造，而是根置于佛教和平非暴力思想的一种发展。“中道”是一个佛教名词，佛教认为断见（认为事物灭后不再生起的主张）和常见（认为事物是常驻不变的主张）都是偏于一极的，只有佛教所主张的一切事物是迁流无常，而又相续不断，才是离开断见与常见两边的中道。其实在佛教中，对两个极端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因此对何为中道也是众说纷纭，西藏佛教中的“中道”源自于，中观应成派的哲学思想，龙树就是这一见地的代表人物。（见才嘉的《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解决族群问题的试金石》）。除藏传佛教，中国的佛教宗派也都以自己的宗派为中观，如唯识宗视唯识为中道，三论宗以“八不”为中道，天台宗以“实相”为中道，华严宗以“法界”为中道。但这并不影响佛教徒认为舍弃两头的极端而取中间即为“中间道路”的根本认识。
在中国，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中庸之道有时候也被称为中道，《孟子。尽心下》中有“孔子岂不欲中道哉”，这地方的中道被认为是指“中正之大道”。同样，在爱琴海文明的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中间道路”（Mesotes）的观念，指不偏不倚，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在伦理观念上，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都是恶行的特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征，道德的标准。例如，勇敢位于懦弱和鲁莽之间，节制位于纵欲放荡和冶淡无情之间，因此，勇敢和节制是美德。
在希腊、中国和印度这三个人类文明的源头，部有文明巨人提出“中道”，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很可能蕴含着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其中亚里士多德还将这一原则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肯定大富大贫都是不好的，中等财富才是奸的，认为国家应该由拥有适度财产的中产阶级来统治。但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把弱肉强食、以邻为壑，迫人从己等视为是天经地义，是生存竞争之不可避免的规律和常态，不管是政治斗争或民族冲突都不可能摆脱“成王败寇”的死结，因而，各种文明中的中道观大都注重个人的处世原则而无法真正上升到社会和政治的层面。
历史发展到今天，依靠武力征服和维持的方式已趋末路，根据各自的利益而结合的现代国家巳成为趋势，一个尊重生命权利的社会产生了。
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
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人类整体的自信心空前膨胀，由此引发的危机也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而人的贪婪是无尽的，由此引发的竞争当然也是无尽的。但问题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是无法无限制地满足人类的疯狂贪欲。当现代人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时，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人类子孙繁衍生存的需要？再比如，汽车的发明普及和城市的发展改变这个世界，但汽车对资源的需求尤其是对能源、土地和道路的消耗超过自然所赋予人类的能力，同样城市的高速发展是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或湖泊都变成了水泥覆盖的建筑区，这种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肯定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永久性的，是遗祸子孙的。就现有的资料而言，不管是石油或核能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程度甚至只是百年左右，在人类发展史上百年不过是一瞬间，问题是人类在此之后的发展该以什么为能源？当人们现在毫无节制地竞相奢侈浪费能源时，毫无疑问，我们是在预支子孙的生存机会。同样在政治、宗教、民族等问题上，极端主义以各种潮流口号为包装，争相为各自的杀戮和排斥、打压异己寻找合法的理由，而世界和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现代教育使人们几乎可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恐怖主义份子可以为了他的真理杀害无辜的几千人，美国、中国等国也可以合法地发动他们的圣战。保家卫国的极端化则是军备竞赛和发明制造出足可以把世界摧毁十几遍的武器，而极端强调国家利益的结果肯定是默认或推行“以邻为壑”的处世准则，结局就是全球气候和人类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
面对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人类必须要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平衡这种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能源之间的差距？
该怎样让人类各利益集团避免这种现代版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原则，寻求一个尽可能公平的社会？
达赖喇嘛的观点就是“中道”思想，佛教或达赖喇嘛相信，需要控制的是人的欲望而不是无止尽地向大自然索取，人类在合理利用必要的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同样面对利益冲突，人类需要的是运用智慧而不是血腥的勇气，需要的是接触、和谈以及协调，从而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并避免为维护各自的极端刊益而走向极端，诉诸暴力，从而落的个两败俱伤、鸡飞蛋打的结局。其实，这些是最简单的道埋，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人类不懂得实践，结局是不难预见的。同样，达赖喇嘛相信西藏佛教是可以能够为人类做贡献的。
如上所述，达赖喇嘛的中道是奠基于佛教的和争非暴力思想，在离开拉萨后，达赖喇嘛并不打算离开西藏，他依然无法相信中共是无法沟通或难于理喻的，他回忆说：“我们认为应该留在那里（指西藏边界城市），努力与中共展开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当我逗留在西藏时，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出达成协定中所有的好处，也许会制止他们轰击拉萨（《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192页，）。但中共用炮声击碎了达赖喇嘛的和谈梦。刚到印度，虽然当时中共正在疯狂地屠杀西藏人民，毁灭西藏的文明，但达赖喇嘛仍然一如既往地呼唤和平。1959年6月，达赖喇嘛在新闻稿中指出：“我们西藏人民并不敌视伟大的中国人民，我们必须共同做出必要的努力，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共则以武装镇压、“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的措施做为回答。
汉藏合作，寻求一个公平的社会
七十年代末期毛泽东的死亡使中国开始走向正常，1979年邓小平派人联系时，西藏方面曾经做出积极的回应，这首次的接触虽然取得不小的成绩，如后来四次代表团到西藏调查和会谈等等，最终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谈。唯一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根本不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其接触的目的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并将西藏问题转化为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这点在胡耀邦于1981年7月27日提出的所谓对达赖喇嘛的五项政策中很明显。因此，这种试探性的接触在热闹一阵以后一涉及到实质问题就告触礁。面对中国政府的顽固政策，加上国际社会希望了解达赖喇嘛的明确立场，因此，达赖喇嘛于1987年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了五点和平建议，这些建议的大部分内容其实之前在与中国接触时都讨论过，因此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随后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对西藏的要求作了全面的阐述。虽然中道做为—种佛教思想一直影响着达赖喇嘛的行为和决策，之前他的很多观点也是以中道思想为基础的，但斯特拉斯堡建议是第一次使用“中道”这个佛教概念来阐述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
根据中道的理论，达赖喇嘛提出的两个极端之一，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方式，包括对藏入的高压殖民统治、分而治之的分化政策等等，另一个极端是很多西藏人所期望的完全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舍弃两个极端后的选择就是自治，即在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或免除分裂之恐惧的同时，保证西藏人民能够享有自治的权利。
具体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具有自己的基本法，以西藏三区统一为基础，由西藏人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下依法自主地管理西藏的文化。宗教、传统、教育、卫生、交通等内部事务，从而保证西藏民族特性、文化、宗教、传统以及人民的福利事业得到维护和发展。而由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安全以及与西藏人共同参与西藏的经济发展，从而保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基础就是中国政府维护统一的要求与西藏民族维护民族特性与发展民族文化，宗教和卫生等并被双方民族视为根本原则的诉求并下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存甚至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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