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四）

【大纪元11月25日讯】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所有的在大陆素来非常敏感的东西﹐把它麻木掉。比如说﹐在大陆不能见外国记者﹐这对好多人都是有效的。比如说﹐陈奎迪(音)﹐费加罗报的记者跟我说﹐我们跟他们夫妇都谈好了﹐结果他们不敢见我﹐说是受到上面的压力。还有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我问他约见中国人容易吗﹐他说很难。有一次他约见一位法学教授﹐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请示了学校的党委书记﹐结果不敢接受采访。对于中国人不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我用我的行为﹐和我的理论﹐歪理邪说或者是什么理也好﹐已经突破了这一点。中国公民没有不能见外国记者这样的义务。这是宪法给我们的权力﹐不是党委书记给我们的权力﹐可以给拿走的权力﹐诸如此类的。

那么我要做的就是﹐比如关于大选的问题﹐甚至这次到美国来﹐这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在中国大陆很敏感的人物﹐如果可能的话﹐我都见。不单见﹐见了以后我都写﹐写出来我见了谁。比如说﹐最著名的李洪志先生﹐如果能见到的话﹐魏京生先生﹐达赖喇嘛﹐等等。我是这样准备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行。包括最敏感的电视台﹐美国之音﹐亚洲国际广播电台等等。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就是想让那些在过去什么都是敏感的﹐好像敌对的﹐比如我最近接受亚洲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说﹐你们在大陆没有设记者站﹐大陆一直把亚洲电台作为一个敌对台。我说你在我眼里不是敌对﹐我眼里没有敌人。所谓敌对就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信息渠道而已﹐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请你通过电波把我的话传达出去。他们也确实是这么说的。这些敏感人物﹐我不是要偷着见他们﹐而且要写成文字发表。他们是中国人﹐就是外国人﹐要见也没有什么。我们去动物园﹐连洪水猛兽都见着了﹐为什么不能看这几个人﹖对吧﹖蟒蛇也可以见﹐狮子老虎﹐怪兽﹐蝎子﹐毒蛇都可以见﹐为什么这么几个人不能见﹖他们和我们相隔有多远﹖

我一个大的写作计划﹐应该说是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全社会的和解。这个和解就是﹐比如说﹐历史上﹐日本从来没有向我们道歉﹐那么我们中国欠老百姓那么多﹐谁向我们道歉了﹖我们饿死了那么多人﹐谁向我们道歉了﹖在五十年大庆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的五十年大庆﹐在欢天喜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大庆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三分钟的默哀﹐悼念这些年来﹐建国五十年来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甚至被屈死的﹑冤死﹑打死的人和群体。当然文章没有地方发。这就是说﹐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以前二十几年的﹐从道义上讲﹐我们没有划一个句号。改革开放以后有二十几年了﹐这二十几年里又出现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六四的问题﹐法轮功的问题。农民和民工的问题﹐上访的问题﹐城市里的拆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四大群体﹐成了大陆社会的不大祥和的四大事件。国际上﹐比如美国的人权问题﹐和台湾的关系问题﹐西藏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大家能真正坐在一张桌子上﹐不要把他看成敌人﹐而是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国事的氛围。那么从哪里开始﹖就是不要把他隔绝起来﹐就是要说话﹐都是人﹐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行为﹐就可以实现﹐不是说就可以实现﹐最起码我们的社会走向一个祥和﹐共处﹐共容﹐能够和平崛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里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目前这样一个情况﹐和平崛起﹐不但非常遥远﹐有没有可能还很难讲﹐甚至和平垮台能不能做到都很难讲。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敏感变成一个在正常状态下可以处理的一个关系。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结果呢﹖隔膜﹐不说话﹐和我们的一个乡土﹑农业社会的信念有关系。最起码我小时候﹐接触的圈子里就是东家西家不说话﹐张三李四不说话。这种不说话是农业文明社会老的一套最后导致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人﹐他做了官﹐也是农民﹐他这种观念﹐就变成了一种形式。比如说﹐陈水扁上台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大陆)根本就不提陈水扁的名字﹐只是台湾当局什么什么的。后来才慢慢出现陈水扁。这就象小孩子互相不提名字﹐我跟他们不说话﹐不搭腔﹐完全是一个小儿科﹐非常低的一种文明状态的东西﹐所以我要把它突破。谢谢大家。（全文完）(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