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赛吉：来自手术刀下的报告（中）

【大纪元10月27日讯】卫生扶贫纳入全省扶贫攻坚以后

就青海省而言，城乡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是严重的，全省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西宁市和格尔木市。其中，西宁市80%的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医院。但是，占全省人口73%的农牧区，却只有20%的卫生资源、拥有13%的卫生技术人员。在农牧区、特别是遍布全省的扶贫地区，总体来看，就医条件差、县乡级医疗单位危房比例高。农牧区因病致贫和返贫问题严重。据青海省政协委员调查结果显示：迫贫的占贫人口50%以上；结核、已肝、麻疯病、性病等重大传染病，缺碘性甲状腺等地方病仍然严重危害人们健康，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定报告表明，青海省有14种传染病。在医疗条件差的西藏3区，50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到地方病的威胁。

青海省尚未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的7个省份之1。长期以来，碘缺乏病在青海的兴海县塘乃亥乡、曲甚安乡盛行不衰。两个乡在60年代初，就有人患有此病。这种明间俗称“大脖子病”的病因，主要是长期饮用和食用缺碘的人和食物造成。口服碘油丸和食用家碘盐是预防此病的手段之一。1989年唐乃亥、曲甚安、桑当3个病区乡接收了普查，普查人数4,965,受检率47.89；查出地甲病人数25.5%。显然，从1978～1999年，政府声称采取补碘治疗，但毫无效果。

除上述传染病外，还有流行性感冒、流脑、传染性肝炎、菌痢伤寒及副伤寒等。这些传染病多年散发性发生，时匿时现。因青海省区域辽阔，运输线长，运输方式以公路为主，所以交通事故频繁；加之人为的自然灾害不断，医疗急救任务就凸显繁重。但是，目前全省医疗急救工作普遍存在资金不足、设施陈旧、乡的医疗机构急救能力弱；省、州、县、乡的急救网络不完善，急救指挥平台还没有形成……这些，都难以应付突发性灾害和其它危机事件的医疗急救，难以保证受伤人员得到的及时、有效的诊治。政府每年都讲：要把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位；要把卫生扶贫计划纳入扶贫攻坚计划之中；要把防病治病与治穷致富结合起来。但是，人类已经进入新的的世纪，而西藏3区，农牧民在千禧年，甚至尚未受到初级卫生保健制。

千禧年“扫荡式”的免疫

1999年12月，青海省循化县发生一起“脊髓灰质炎”病例，惊动青海防疫部门，全县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这真是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虽然正值新年，县防疫站以及妇幼保健站主要工作人员，都被抽调到“扫荡式免疫室办公室”成了配合防疫部门，搞好这次工作的主干力量。又如例行的程序，疫苗还没有到，大会小会就开个没完没了。虽然大力着手组织人员，但是，经费方面却没有任何保证。工作人员还得自备行李，自掏路费。省防疫部门的代表介绍说：青海省1999年四苗接种率97%（四苗指：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百白破三联制剂、麻疹疫苗），在今后的两年内四苗接种率要达到100%。我们私下说：看来这位领导是没有下过基层，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到过基层的人都知道，缺乏现代设施、缺乏文化教育……其景况是让人寒心的。农牧区60%的人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防疫，更不知道其效果及作用。而且，有些地方的，人们虽然知道注射防疫针的益处，可享受不到这份权利。原因在于：（一）交通不便利；（二）疫苗的供应短缺（时有时无）不能按要求的顺疗接种；（三）医务人员没有经过政规培训，无法掌握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如接种卡介苗时应避光接种，因为不懂得这一原理，虽然接种了，但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四）冷藏设备不足，无法保障疫苗的质量。

2000年1月，我被分派至兴海县大河坝乡日干村接种疫苗，防疫站有1位大夫分派临近的黄青村。当时，发放脊髓灰质炎疫苗，我俩根据统计的人数，到防疫站领取了疫苗。因这次是全省大规模的“扫荡式”免疫，所以防疫站里增加了6台冷冻箱，然而兴海县有60多个村，这6台冷冻箱该如何分配呢？经过研究决定，这6台冷冻箱放在了县城的几个疫苗供应点。总之，也算是顾及到了这个“窗口”单位的体面，至于国际或省上的工作组来视察，看起来也比较正规、雅观。而下到乡村的医务人员，只能把疫苗装在行李包里，又经过一路上的汽车的颠簸……到达村庄时，疫苗的质量又可想而知？一般要求，疫苗应冷藏储存，但我们实在缺乏这种条件。事后，防疫站的1位老大夫透露：因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向世界承诺，中国在2000年消除脊髓灰质炎；而这次恰巧并到了这则病例的发生，在这紧要关头，自然引起上级单位的格外关注。这次“扫荡式”免疫，使得7岁以下儿童，80%以上都服用了这种甜味的疫苗药丸，然而，疫苗不按常轨储存，效能丧失。结果，就像这位老大夫说的：“快到新年了，这次劳民伤财、挨家挨户跑，等于给每个孩子发了1块糖”。

领到疫苗后，我花费180圆人民币雇了1辆“北京吉普”。因临近新年，每两天1班的巴士，早已停开了，所以找车特别困难。到达日干村后，找到了这里唯一的村医，经我们合计后，准备风头发放，这样就能加快进度，因为上面催的非常紧，要求在5天内返回，后续的汇报、总结工作还在等待。两年前我来该村给几个妇女上过节育环，所以对这里的情况还比较熟悉。村医去远一点的地方发，我呢，就到附近的人家。实际上，所谓“附近”，有时要走6、7个小时的路程。我对村医表示，做计划免疫工作我没有任何经验，请他多多指点。同时，我也向他转达了上级部门对这次工作的重视程度，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以及卫生局的主要工作人员，都被抽调到县“脊髓炎扫荡式免疫办公室”，有关人员甚至还坚定了目标责任制书，他听后感到惊讶，说自己在这个村做了近12年的乡村医生，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说起来，乡村医生报酬也是1个大问题。前两年，村里还给他们1年300圆人民币补助，但从96年开始这项补助也被取消了。说实在的，他没有心思再干这一行。不光是日干村的村医有这种想法，其他村医也普遍存在着这种想法。所以每发放1颗糖丸，让他收0.50圆人民币。这也是上级单位规定补助措施。因为除了这种办法外，没有别的资金来源。至于上级单位的项目验收人员，出则乘“桑塔纳”、“沙漠王”等豪华轿车；入则宾馆、酒店，珍馐佳肴；工作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两者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那么，造成基层资金短缺的因素，也由此可见一斑。对这种现象，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1998年3月的1天，虽然正值春分时节，但青藏高原的春天却迟迟的没有到来。我和1位同事搭上1辆车，前往兴海县曲卜藏村，准备在那里为育龄妇女做皮下埋植术。乡上的领导和计生干事比我们早到1天，因为他们在那里增设1项扶贫调查。这个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前些日子获悉，该村村民宗德1家5口人，均患有纤维容洞性肺结核。短短半年内，1家5口人相继死亡，除远嫁他方的妹妹外无一幸存。虽然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但是谁也帮不上忙，唯一可做的就是把死者运到天葬台料理后事。患病时他们想尽办法治疗但是借钱无着、贷款无门，最后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这个村在兴海县而言是个比较大的村。全村共有育龄妇女409人。89～93年间，我们就会给该村的部分育龄妇女做过绝育手术。近几年，连续不断的雪灾、旱灾，使这个村本已稀少的牛羊，愈发减损，所以人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何谈医疗保健。但计划生育政策是所谓的“国策”，目前又处于中国人口出生的第3次高峰。省上领导曾多次强调：计划生育问题不容忽视，不能麻痹大意……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贫困事小，计划生育却要狠抓不懈。

像往常一样，召集全村的育龄妇女进行了姓名、胎次、孕次的登录，建立了育龄妇女卡，还为14名妇女做了皮下埋植术。原计划要做49例皮下埋植术，却因为大部分人交不起手术费而无法实施。120圆手术费不是什么天文数字，但对于在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牧民来讲，这笔钱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面对这种情况，只好给他们宽限时间来凑足手术费，以后由村支书带领她们，按指定的日期在县卫生站分次手术。

我们做手术的地方是乡村医生家。他家共有4口人，大儿子出家为僧，小儿子在家里放牧。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受到放牧，其实也只是挂个名罢了。牛在前年的大雪灾中几乎全部完蛋，现在只剩几头。至于羊，家里1只也没有，全家唯一生活来源是靠他给病人看病。我观察了他的“诊所”，仅仅有一些感冒药和常用的消炎药；不过藏药却有很多种，是他和他的儿子在山上采挖的草药，回家自己研磨制成的，因为他本人严格掌握藏药剂量成分等，所以药效不错。我们在他家住的几天内，看到这里就诊的病人除了他们村子外，还有其他乡的病人。乡村医生的妻子卓玛告诉我们，像他家里这种生活情况，在村里还算是好的。有些人家可是吃上顿愁下顿，日子过的令人心寒。再加上两年前的雪灾、灾旱，境况就更是凄惨。我同事问他：“政府每年不给救济吗？”他说：“救济是没有见过，不过干部倒是经常来调研开会，这不又来了嘛”。交谈后得知，卓玛嫁到这个村已快20年了，认识县上的很多大夫，因为这些大夫下乡时都住在她家，她也认识我们单位的以前的工作人员。89年她抽中签，在桑当乡做了绝育手术。同她1天做手术的还有13个妇女。“当时医药费不算太贵，每人150圆人民币左右。而现在做绝育手术的话听说要在1,000圆人民币左右，而且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年做”当时与卓玛一同手术的人，都不是自愿的，“但是村支书有话在先，抽中了签，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在中共的侵占和统治下，我们藏人没有权利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贫困是社会的落后现象，中共统治下的西藏，70%的家庭处于贫困。中共宣称：计划生育政策是人们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但我认为，要改变一个社会的贫困面貌，应该从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角度着手。这才是人们脱贫致富的关键。计划生育，对于占据世界人口的1/4的大汉族来说，也许是适意，但对被统治下的1个小民族而言，计划生育无异于灭绝性的一着棋路。

《甘孜藏族自治州计划生育办法》对超生的征收标准、核定办法是：“凡是工资收入的干部职工，可按夫妻双方当年正常工资总额（含基础职务工资、地区补助、工种工资、活的工资）15%至20%，征收超生费7年”。这样，按此比例征收，收入越高交的就越多，也算是比较合理、易于兑现。《办法》还规定：“对干部职工超生、无计划生育、非婚生育者，除《办法》第21条、第22条处理外，还要降低1级工资。5年内不得享受困难补助，不能升级、升职、当先进，还要停发产假期间的工资”。据称，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受到教育，改变那种有钱就能多生的错误认识。

《办法》地21条有如下规定：

一，“不接收教育，违反办法地7条规定的，所征超生费从幼儿出生之日起计算，按夫妻双方工资或年收入的15%至20%，征收超生费7年。可以1次征收也可以分期征收，其总额不得低于900圆。继续超生的，加重征收超生费”；二，“计划外怀孕的，怀孕期每月分别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怀孕费15圆。妊娠终止的所收费用原数退回；坚持生育的，连续征收至本办法规定的生育间隔期满为止”；三，“非婚生育是违法行为，除批评教育外，非婚生1个孩子，1次征收男女双方非婚生育费1千圆，其中父方负担部分不得少于60%”；四，“符合情况之一的，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1,少数民族职工、城镇居民；2,汉族农牧民、菜农；3,在高寒边远山区工作8年以上的汉族职工，或有8年以上常住户口的汉族居民”。

（该办法1989年5月8日起实施）

宣传与手术同步进行

1994年4月，兴海县共青团委、妇联、妇幼保健站3家单位，联合在大河坝乡进行《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法》宣传。这也是我参加工作第1次随队下基层，当我们一行4人（团委1人、妇联1人、妇幼保健站2人）来到乡上，正遇上1年1度的赛马会。整个草场上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草场周围打起了许多大小不同的藏式帐篷，餐厅、商店、录像厅……鳞次节比。我们的工作站就设在离乡政府不远的地方。乡领导和工作人员热情款待了我们听取了我们此行工作任务的汇报。这次，我们要在大河坝乡对18～35岁的育龄妇进行统计，还要对10%的育龄妇女实施节育手术（上环）。我们希望乡领导给予配合，帮助我们召集明天的全乡妇女动员大会，会址就定在我们的营帐前。乡领导欣然应诺，并委派各村的包点干部分头通知，明天早上10点召开动员大会。我和单位的同事回到账篷里，准备好了明天所需要的器械和药品。之后，却因为没有手术床而发愁起来。我们只能所打地铺，在加上夏季草坪潮湿，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做手术操作，对节育妇女的身体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我俩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步行4公里，在1个认识的老乡家借了1张床，返回后，又去附近水渠找来几块大石做支架，才总算凑合出了1张床。第2天一大早，已陆续集聚来300多人。其中很多妇女领着孩子，带着口粮。我听见她们不断抱怨：“现在真是我们忙的时候，哪有时间赶这个会，再说手术后家里的活谁干？”但是乡上的包点干部有令在先：如果不参加大会，将处于200圆的罚款。所以她们是迫不得已赶来，只求我们抓紧时间、尽快完结。动员大会开始后，妇联的代表宣读了《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法》细则。随后我单位的同事也作了动员讲话：宣传晚婚晚育、优生优育；鼓励牧民群众改变传统陈旧生育观念；树立新的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成为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大会结束后，我们为所有18～35岁的育龄妇女建立了档案；此外，还为33名妇女实施了节育手术。节育环的安置期为5年。按规定，节育妇女在未取得计生单位的书面许可下，任何医疗单位或个人，不能擅自摘取节育环。《青海省计划生育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非法摘取节育环，违法取环者，除没收全部收入，并处于500圆以上的罚款，屡犯者加重处罚”。

这次任务规定，要对总数10%育龄妇女进行手术，而实施手术的33人，只占总数的5%。最后我和我单位同事商量决定，先收取其余29人的手术费，让她们1个月后到县城妇幼保健站上环。收取手术费20圆，工料费2圆，再加上一些消炎药和止血药，总共是36圆人民币，费用由节育妇女自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担忧，因为放置节育环的妇女，有的家住偏远，只有靠骑马走1、2天的路程。过重的体力消耗，很容易引起大出血。所以我在放环，跟她们再三说明应注意的事项。我想，手术后这些妇女如果真的出现什么并发症，医院又相当遥远、鞭长莫及，那时她们该怎么办呢？也许是第1次下基层的缘故，我总是忧心冲冲。我单位的同事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劝慰说：“不用担心，没有关系的。我干计划生育工作已近10年，年年如一日。这些妇女的体制很好，抵抗力特别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听了她的一番话，我觉得压力顿消。伴随这位有经验的大夫，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呢？这是我第1次下基层工作，至今记忆犹新，但是，笔者在印度看到对狗进行医疗和葬礼以后，回首西藏境内妇女们无法享受此等医疗待遇而感到不解？也颇觉纳闷？

充满收获的八个月实习生活

1992年10月，我分配到在贵德县人民医院实习，分别在儿科、妇产科、内科、外科4个科室学习两个月。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一）病历诊断；（二）临床手术操作。虽然贵德县所属海南藏族自治州，但全县对多数人口的为汉族。就整个青海而言贵德在气候。环境等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堪称“青海小江南”。

在妇产科实习期间，妇产科共有5名大夫。但全都是汉族，没有1个人听懂藏语。那时我们班有几个会说藏语的同学，到那个科室实习成了“宝宝”，恰好给大夫们当翻译，因当时有很多做结扎手术藏族妇女，所以我们在当第1助手时，还要充当翻译。通常，那个医院在一、三、五安排手术，急症除外。有时还1天做10例绝育手术。有这么好的实践机会，当然是不肯放过任何一次的，所以我们的心情是有些“乐不思蜀8个月实习生活结束后，我觉得自己在妇产科临床实践方面的收获是最大的。在妇产科实习期间，除了观摩过很多例手术外，由我亲自操作的手术大概也有30例。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作出如此成绩，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个奇迹呢！在其它科室学习时，一旦有空闲时间，我和朋友就老往妇产科跑。因为在妇产科手术机会多，所以临床实践的机会也多。当时，其他同学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在妇产科做手术上瘾了？可要刀下留情哟！………”

在贵德县医院实习的，除我们外，还有海北州卫校、青海省卫校、青海医学院的许多学生。有的学生分配来这里实习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联系的。自费的学生为何托关系来这里呢？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大夫们比较放手。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刚来的1位毕业于青海医学院的女医生，据说她时妇产科唯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上班还不到1个月。有1次，我和她一同在门诊上班，这时来了1位上还的妇女，是从牧区来的。这位大夫向她做了问诊，我在中间当翻译。很明显患者当时非常紧张，一直不敢正视我们。最后，这位妇女按规定交了手术费，我就让她上手术床。我一直用藏语跟她说话，可不知为什么，她手脚忙乱。这位大夫便在一旁不耐烦了，叫道：“这些‘藏民阿老’（汉人歧视藏人的称呼）怎么，说藏语也听不懂，跟牛似的横冲直撞。现在有翻译还这样，以后该怎么办呢？”我听完这话后心理极不舒服。但是碍于情面，不好说什么，何况她又是我的代教老师。知道以婉言的口吻对她说：“到这里来的患者都是农牧区的，她们不懂汉语，恐怕会给你今后的工作带来难度。想学藏语吗？”听了这话她一再说“不……我们科室的其他同事都不会说藏语，有的在这里干了20年的工作，不会说半句藏语，工作还不是照常不是干下去了吗？”接着她补充道：“不想浪费时间，现在我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研，不想浪费时间”。她甚至说：“在这个地方长期和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打交道，我会发疯的……”。听完她的话，我的心如刀割。从次，我清楚地看到了“藏中”2个名词的不同点，也许，这是藏中无法共处的障碍之一，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这种歧视已是司空见惯了。更何况，在实习的8个月里，处处能遭遇到这种非礼的待遇。比如说，有1次从长牧乡来了1个产妇，因胎位不正和过期妊娠，大夫给她进行了剖腹产。产妇的丈夫和妈妈为了表达感激，特地送来了石磨糌粑（这是西藏上等的糌粑）、酥油、干牛肉，将这包东西放在了大夫办公室，一再道谢后离去。当前，值班的那个大夫学生说：“这些东西不卫生，科室的大夫都不喜欢吃。如果你们想吃，就带回宿舍，不想吃就扔了吧。天热，放在这里味道大。”同学们将这些好吃的东西带回了宿舍，中午聚在一起，饱餐了1顿。谁也没有提及这些美食的来历。对每个藏人来讲，都知道这些食品所包含的感情价值。医生对病人送来的钱是百般喜欢的，这些钱又是如此卫生吗？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青海省卫校、医学院设在西宁，那里学生实习的话，经济开支相对要少。但是西宁的医院都是规模大的，里面的病人有应该是些地位的吧！这和基层医院的普通百姓、农牧民当然不能同曰而语。经过8个月的实习，无论在病诊断或手术操作方面，基层实习生与省城实习相比，自然有很大的差异。在基层医院，妇产科的病人相对较多。产妇、妇科患者、接受节育和绝育手术者……种类复杂。一般来讲，我不向病人仔细询问为何做绝育手术，只记得许多的妇女都是由村长、村支书或乡干部带队来做绝育手术的，手术集中的时候，每天可达10例，少则也有2～3例。医院的妇科手术日从东沟乡带来了4位妇女，交了住院押金后，护士为她们4人做了手术前准备，并通知她们明天进行手术。但是到了第2天，其中的1个人偷偷跑了。事后，村干部又设法把她找回。我的带教老师和科室主任都狠狠地批评了她，说她的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还浪费大家的时间……。当时我没有认真考虑过：为何有这么多妇女做绝育手术，并且还会有逃亡呢？现在想来，这都是不仅行政指令和强制措施造成的。而且1个弱小民族在抗衡种族灭绝政策而采取的挣扎。对此我只能默默祈愿，早日结束这场劫难。（待续）

（转载自《民主通讯》）(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