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唤是否真有必要 这事不能开玩笑

【大纪元1月7日讯】

自由时报记者杨宜中、陈正王、杨国文╱特稿

　花莲地检署侦办“头目津贴”案，将传唤陈水扁总统出庭作证，此举是否有违“比例原则”？应有公评。

　当代公法学为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甚至为了防杜浪费资源，有所谓的“比例原则”，要求司法行为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应有合理、适当及公允的比例关系，也就是“禁止过当”。

　花莲地检署侦办“头目津贴”案，已经传唤民进党多名党工、民进党副秘书长李进勇及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游盈隆等人，全案侦办重点应在于“头目津贴”是否涉及“期约贿选”？但类似本案这种选举政见，不论定义为“政策支票”也好、“政策买票”也好，历来选举比比皆是，国人对这种选举语言早有一定认知，本案是否有传唤现任总统到庭作证的必要性？这是检察官必定要面临的质疑。

　再者，即使真有疑点需要陈总统作证，基于对总统的尊重，检察官大可移樽就教、约定时间访谈，现在一开始就以传唤到庭作证的方式为之，国民感情上会认为这是“司法独立”？还是粗鲁的“司法毒力”呢？

　再就时间点而言，检察官此时传唤也不甚恰当。总统大选只剩七十余天，检察机关为谨守司法中立，除非案件有实施紧急处分的必要，如搜索、查扣证物、限制出境等，否则，通常不在重要选举前夕传唤重要政治人物出庭，以免被扣上影响选情的印象，或被指为充当“政治打手”，故检方一般大多仅从事调查资金等搜证工作，不致在选前做传唤到庭等侦查动作。

　例如兴票案，台北地检署为避免被添加政治联想，已决定总统大选前不进行传唤等侦查动作，就是不想被“有心人”大作文章，将单纯的司法案件泛政治化。故法界认为，花检这项决定，似有商榷余地。

　虽说司法不必考虑政治，但在目前敏感混乱、泛政治化的选举局势下，检察官应有智慧不让单纯的侦查工作卷入政治风暴中。

　检察官诚然有其独立办案的空间，但检察官办案的目的是为维持公义的社会，忽略了比例原则及社会安定，不仅无助于社会公义，反可能让人丧失对司法的信心。

抗传即拘？ 将引发违宪争议

记者李永盛、杨宜中╱特稿

　花莲地检署将以证人身份传讯陈水扁总统，从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国民有作证义务，不因证人身份不同而有差别待遇。中华民国宪法第四章第五十二条，给予任期内的总统刑事豁免权，但是否有当证人的义务，却没有明述。

　一位花莲地检署检察官认为，总统是否适合当证人，得由检察官视案件的必要性取决，若检察官认为总统证词十分关键，恐怕传讯未果后，还可拘提。

　不过，台北法界人士认为，如果事情演变到花莲地检署对陈总统行使“抗传即拘”，拘提本身即为刑事处分，花检此举会引发违宪违法的争议。

　法界方面分析，陈总统若作证出庭，显示的是其尊重法律的态度，但若因其他事由未出庭，只要符合法律规范，也无不当。

　就法言法，证人若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检察官可径行拘提，并声请法院裁处，得科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锾，如再传不到，处罚规定相同。

　法界人士认为，此次花莲地检署应是以民进党主席身份传唤陈水扁当证人，以前一次民进党副秘书长李进勇被传唤当证人为例，李当时曾向检察官请假，却公开在媒体镜头下到海边潜水，当时花检发言人曾严厉表示，如果李进勇没有理由拒不出庭，会考虑对李发出拘票。

　此外，拘票与传票相同，实务上都是套印上万份空白单据，由承办检察官视案情需要，盖章即可发送，不必检察长同意或盖章。甚至，承办检察官为保密，还可不透过书记官及收发室，自己邮寄传票。

　当然，若有证人以公务繁忙为由，向检察官请假，通常检察官也会同意改期，而检方传讯证人若两度传讯不到，才会拘提。至于传讯或拘提的妥当性，则属事后检讨的问题，通常在具体案件侦查告一段落后，法部或监察院才会针对侦办手段的妥当性进行检讨，以免招来干涉个案之嫌。

　另外，高检署或地检署检察长若认定案件侦办有偏颇之虞，由高检署命令将案件移转给其他地检署侦办，或由检察长命令承办检察官交出案件，并由检察长自己接办，或指派其他检察官承办，都属合法。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