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 ” ——卡尔·波普尔
在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一直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毛在世时如此，今天也依旧。然而都叫“毛泽东思想”，不同时代所指的内容却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为界把毛分成两部分，肯定前一个毛，只承认那时的毛符合“毛泽东思想”，而否定后一个毛，指责其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断言一个人背离他自己的思想，无异指鹿为马。其实最有独特之处的“毛泽东思想”，恰恰属于后一个毛。为了与今日中共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别，我把五七年后的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如果“主义”的标准在于原创性，五七年后的毛显然当之无愧）。
五七年前的毛着力于夺取政权，其长处主要体现于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创造在于把外来思想本地化——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执政后的头几年，他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直到五七年前后，独树一帜的毛泽东主义才开始显露，并被付诸社会实践，使中国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后一个毛远比前一个毛更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其独特，也不只因为被他的传人打入了冷宫，还因为对后一个毛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更宽广和更深入的启示。
不过，后一个毛并无完整理论，他在五七年后再没写过像样文章，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只有通过他的实践脉络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当然，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余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共不见天日的深宫档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设或推断进行填补。这种方式无疑缺陷重大。然而有过对那些年代的亲历，从生活中汲取的感应和直觉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质，未必不是一种补救。无论如何，我认为求证的困难不应成为放弃研究的理由，因为这研究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学术，而是和我们的社会、国家以及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对毛泽东主义的认识，是从一对矛盾出发。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显然，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关系呢？我认为正是此二者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毛泽东主义。
一、“圣贤百代帝王”
在毛泽东主义中，高度专制和人民至上被组合为平衡的统一。当然，那仅是对意识形态体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对客观现实而言的平衡。现实中毛泽东主义的失衡和破坏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主义的体系之内，本来互为矛盾的二者不仅可以平衡，而且还缺一不可，恰恰因为二者的组合而形成平衡？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创造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们必将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断言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难看出，这种宿命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颇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为来源的合法性就无须证明和不容竞争。在这一本质上，“历史规律”和“天道”的内在逻辑没有区别；同时因为宿命，二者就必须通过人间的至善者（或集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诠释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历史规律”的代表，可以垄断“天道”和“历史规律”。然而那诠释者却无从证明他们是被“天”或“历史”授予了诠释资格与权力的，因此他们从来都只能是自封的——如传统社会中号称“奉天承运”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当代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化身）的共产党。
无疑，当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气指问“苍茫大地谁主沈浮”的毛泽东，也会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天道”与“历史规律”的诠释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是他在早年文章《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2 ”，可以看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内心驱动。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3 ”，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圈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呢？刚掌权时按照苏联路子搞国有化，消灭敌对阶级，剥夺私有财产，建立新型社会组织……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赞美，然而那显然不是他的最高兴致所在。他的不耐烦十分明显，不断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阶段尽量缩短。他心里涌动着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冲动。他不断地梦想着他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社“4 ”，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5 ”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善的人，从来都为实现理想不惜代价，不仅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牺牲别人，就像毛轻松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随着毛的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几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几千万冤魂沈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二、大跃进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到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到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一路所向无敌，踌躇滿志。然而那些阶段只是做准备，直到“大跃进”，才算真正展开他个人的理想宏图。那时的毛，思路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旨中打转——既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那麽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毛希望这个原理在他创建的新中国得到最大体现。我相信在他嘴里高喊“超英赶美”的时候，内心里最想超的，其实是在社会主义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他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使共产主义天堂最先在中国降临，那将给予他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针对正在制定的“五年计划”，指示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6 ”而苏联的 “一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19.2% ，“二五”年均增长速度是17.1% ，已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毛从何有超过苏联的自信呢？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比史达林更高明的武器。史达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7 ”
“大跃进”就是在毛的这种期望与自信中发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经济发生兴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确立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三月的成都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 “大跃进”规划，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四月的广州会议，开始讨论十五年超过英国；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一番，农产品产量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随之全中国九千万人土法上马炼钢铁， “大跃进”进入高潮。各地农村也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最高产量报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广西环江）。毛泽东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的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到了五月，已经改口为“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8 ”
即使在毛追求着这种以物质为标准的共产主义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后来构成其思想体系的那些基本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资源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此种现实使他对经济起飞的企盼只能寄托于人的作用。这本不失是一个颇为现代的命题，但在毛那里却只被归纳为“精神原子弹”和“精神变物质”，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创造物质奇迹。在他的逻辑中，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精神的作用，他从战争时期他的队伍那些英雄主义奇迹中反复得到过印证。既然当年的战士能做到，为什么全体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爆发出“精神原子弹”的能量，对于 “一穷二白”的中国，将是一条多么节约和多么迅速改变面貌的捷径，“超英赶美”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又将变得何其容易。
“大跃进”是他这种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习。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以为真地实现了他的设计。他以诗人眼光欣赏他的杰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他在那时写下的诗句。他的人定胜天豪情竟然膨胀到指挥全体中国人动手消灭四个自然造物（除四害）。在农村长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识一般，认真地担心粮食太多怎么办，为此指示“一天吃五顿也行嘛！”“9 ”当时出台过一个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称为“大地园林化”），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这个似乎只有中学生头脑才能产生的设想，被郑重地写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10”
中国各地纷纷投其所好，不断推出“精神原子弹”式的宣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11”：“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还有那个被后人当作笑话讲的名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共产主义”。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一九六○年建成共产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对此做出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12”毛的这种“留有余地”与其说体现了冷静，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他和那县委书记几乎一样昏头。
然而，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全中国迅速蔓延的大饥荒，以上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宣判了“奇迹”的终结。
(继续)
二十世纪末写于北京
注释：“1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14-315 页。
“2 ”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311 页。
“3 ”毛曾几次凭记忆手书这首宋玉所写的《大言赋》。见刘汉民，《毛泽东与“昭明文选”》，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 期（社会科学版）。
“4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28 页。
“5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93年，280 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 页“7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载《学习》1992年创刊号。
“8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9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10”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93年，278 页。
“11”《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论《今年夏季的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2”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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