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娜﹑鹿青霜根据实况录像整理报道/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人口﹕中国的悬剑》、《现代化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等。其著作已被译成英、日等几种文字出版。 1999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 同年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举为中国的“25位时代人物”，并称誉她“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 2000年因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以绝对高的得票数，获首届“长江读书奖”读者著作奖。 2001年﹐在大陆特务全天候监视下﹐逃离大陆﹐移居美国。据悉﹐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2003版将于近日面世。
2002年在芝加哥杨逢时博士筹办的“六四”音乐烛光演讲纪念会上﹐何清涟应邀作专题演讲。何清涟演讲中所谈论和分析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大陆愈演愈烈。大纪元现首次全文发表该演讲内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六四后权力资本化 政府行为企业化
邓小平设定的改革目标说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那么前半部分的目的是达到了。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产生暴富的方法是极不公平的。
中国产生这一批富人﹐是通过权力资本化﹐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手中为人民服务的公务权转化成了他的资本。又用这种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所以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权力资本化的同时﹐就是政府行为企业化。为什么政府行为企业化呢﹖政府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他也不认为自己是用纳税人的钱。大概是去年(2001年)吧﹐就是禁止我发言的时候﹐就禁止讨论纳税人概念。不准谈﹐钱从哪里来﹐就是谁养活谁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准公开谈。
政府行为企业化的结果﹐就是全体公务员把自己手里拥有的权力看作是资本。把找他们办事的人民就是法人都当作是客户﹐那么他要谋求利益最大化。所以这就又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我就说中国有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中国有一个软政权化。软政权化就是所有的政府公务员谋取个人利益都是以破坏国家法律为前提的。那么整个信用在这个情况下就会破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个人以为啊﹐二十多年来在政府的带头示范下﹐整个的信用非常不好﹐道德低落。
**社会道德第一个层面﹕国家没有信用
我个人认为社会道德分成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国家信用﹐就是国家说话的来源和真实性。那么我现在不谈别的﹐就谈今年(2002年)在海外媒体﹐《纽约时报》﹑《经济时报》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数据的质疑。那么这一点在国内我们历来就是非常清楚﹐统计数据是造假的。只不过是国外的人没有注意到。今年(2002年)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搞经济增长的索罗教授﹐他是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以在这方面做的比较权威。那么他就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一个质疑﹐他就说中国宣布他的经济每年增长GDP是7-8%﹐他说农村经济这几年几乎是没有增长﹐那么城市部分需要负担40%多﹐增长率才能达到总和增长率。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史﹐没有任何城市能达到年增长40%的。
那怕最为中国王牌的上海在技术上也没有可能。那么他提这个以后﹐其余的人都跟着质疑。接着今年(2002年)就是连篇累牍质疑这个东西。
应该说这些质疑是可信的。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自己算了一下﹐从1997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每年保持在7-8%之间﹐平均大概是7-8%﹐但是我们的就业增长率还不到1个百分点。就在0.89%以下﹐这在中国产业结构上﹐中国并没有以劳动力型转到技术力型。在需求劳动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大幅度减少﹐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这么高。对于就业而言不可能是这么一点点增长﹐几乎就不到一个点﹐从这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
至于国家在别的方面的撒谎﹐就是开动各种媒体﹐每天连篇累牍的制造各种谎言﹐包括“六．四”的谎言﹐大家都司空见惯了。所以国家信用不好﹐那么远东经济评论甚至用骗子共和国来描述中国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层次。
**社会道德第二个层面﹕行业协会没有信用
第二个层次现代社会比如行业协会是非常重要的信用代表者﹐但是中国的行业协会本身就不具备社会信用。他本身就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任何一个行为协会﹐包括组织协会﹐家具协会等的会长都是由中国各级人事局任命的干部﹐都享有一定级别的。他是代表政府去管理这个行业的企业。做为政府代表的功能﹐同时他又代表企业与政府讨价还价﹐所以他本身就有两面性格﹐他本身就能轻松在两者间不断地转换角色﹐两个角色说的话他都要说﹐这本身就是角色发生严重的混乱﹐他就不可能有信用。
**社会道德第三个层面﹕社会没有信用
另外一个就是中介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社会信用。近年的所有股市丑闻做假账都有会计师事务所参与。比如深圳特区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中天琴(音)会计事务所﹐我记得98年16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都有造假账﹐还有给人家搞假验资的。
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外﹐如果一个会计师要是造了假账﹐他就终身被禁止再进入这个行业。那么中国的会计惩罚成本不高﹐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关了门停了业以后﹐会计师马上又进入另外一家事务所换个工作就是了。或者是换个名头。重新成立一个合伙人组织﹐照样营业。惩罚成本非常低。会计师的受惩率相对于律师要高一点。
律师要做弊的话要沟通法院一块做弊。所以中国有句话说打官司叫做打关系。每一个律师的成长不是说他的业务有多高﹐而是说我在法院有多少关系。我认识某某院长﹐认识某某法官。谁跟我是哥们﹐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社会信用也非常不好。
**社会道德第四个层面﹕个人没有信用
至于个人信用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家对于同学﹑同乡﹑邻里亲戚非常信任。但是现在呢﹐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越演越烈﹐有一个词叫杀熟﹐就是熟人的熟。我分析了一下市场拐卖人口的案件﹐竟有90%几是发生在同乡之间的。四川的女孩子出来打工﹐骗她的人都说我们是老乡﹐你跟着我们回去﹐我们给你找工作。甚至还有同村的﹐甚至还有叔叔拐卖侄女﹐邻居拐卖邻居的。那么现在大家对外人戒备都比较大了。讨这些熟人之间行骗容易。
所以呢﹐整个国家的道德信用﹐孔子有句话﹐人无信不立。把国家信用﹐个人信用都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个做为道德准则的信用﹐伦理准则的信用在中国茫然无存。做为国家来说﹐国家带头不守法﹐尤其是中国政府﹐比如89年大家知道﹐宪法规定大家可以游行﹐那么为了便于政府操作﹐他马上可以修改宪法﹐那么政府可以高于法律﹐这个国家的信用当然不会好。
**现政府正面做能力差 负面做能力强
在改革初期﹐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家乡的河流是清的。但是现在﹐从南到北﹐七大水系﹐没有一条好的河流﹐黄河已经干了﹐长江成了第二条黄河。珠江﹑海河﹑淮河都已经成了高度污染的河流﹐地下水呢也严重超采﹐这是一方面啊﹐所以这一个时期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水的问题。还有是国土已经不再安全﹐沙漠化已经达到了38%﹐那么这些还不包括黄土高原这一类的严重缺水的地方﹐事实上人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地方﹐沙漠正以每年一千公里的速度推进﹐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的环境生态再也不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中国需要一个比较明智一点的政府。由于这个转型期﹐各个阶层的矛盾﹑利益诉求都不一样﹐那么有时政策偏重于这一阶层的时候﹐他就要注意调节另外阶层的矛盾。但是我们目前的政府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非常堕落一个政府﹐为什么说他堕落呢﹐一个统治集团﹐他需要几个基本素质。一个是社会管理能力﹐他要有能力把这个社会管理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朝正面做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但是它现在从反面﹐比如控制社会舆论﹐还有用种种特务手段来监控等﹐它倒是用科技用的非常好。尤其是近二年搞的金盾工程﹐那么根据研究﹐到二00八年的时候﹐这个金盾工程完成对个人的声控系统﹐就是在中国的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面都将监控任何人﹐
大家记得“六‧四”后来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清洗呢﹖就是因为世界银行出钱﹐英国一家公司出技术﹐在北京的所有主要交通干道上﹐设置了一个监视系统﹐本来是帮助中国监视交通的﹐但是后来根据监视录像带﹐把所有参加六四的人抓了起来。所以从那时大家开始怀疑﹐科技能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那么最近中国去年(2001年)开始向美国﹑欧洲的高科技公司购买监控系统﹐用来监管网络的。所以大家知道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了一个国内互联网﹐而不是国际互联网。
**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是政府的帮手
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应该说都是帮政府的忙的。人家都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一只口袋里装政府给的钱﹐另一只口袋里装企业给的钱﹐那么政府是政治精英﹐企业是经济精英﹐所以呢他就是为这两类精英说话。
有一个经济学家他就更说得直接了当﹐他就干脆说﹐这个世界是由三种人构成的﹐一种是政治精英﹐一种是经济精英﹐还有一种是为这两部分精英服务的学者。至于其它的人就不在他们的构成的世界之内。那么他们就认为腐败是中国转型期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中国转型期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方面走到最极端的是香港的张五常﹐他建议中国干脆让这些贪官污吏赎买国有资产﹐就是按等级确定贪污的等级﹐比如官大﹐可以贪污的多一点﹐官小可以贪污的少一点。像巴拿马国家确定一三五是这一批官员贪污﹐二四六另外一批官员贪污﹐他说这样中国就可以进入比较好的状态了。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那个高薪养廉也是行不通的。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学中﹐生产和分配是同样重要﹐那么这些财富生产出来了﹐如果要是像我前面分析的﹐85%财富被占人口15%的贪官污吏占有﹐那么这样的增长到底是对谁有利呢﹖所以呢﹐这笔账是要算的。我就是主要在算这笔账﹐而且我认为这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良心和渴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