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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7日讯】如今大陆官场的贪渎、腐败之风早已不是什么“潜规则”，所谓“反腐败”向来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哪怕处以极刑的胡长清、成克杰之类也算不上大老虎。被揪出来的贪官除了感叹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认命之外，不大会有其他想法。被“党和政府”抛弃对他们而言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3月25日《检察日报》刊出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忏悔”后，媒体到处转载，一个过气的贪官以其“忏悔”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这位不大不小的贪官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归结为三点，一是“骄气”和“私心”；二是“没有执行好民主集中制”，“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三是只讲“亲情 ”，迁就“私欲膨胀”的家属子女。贪官尽管“失足”，但对培养他、给他官做的“组 织”依然感恩戴德，字里行间无非是乞求“组织”上的宽恕、挽救，梦想着有朝一日回 到昔日的营垒中来，毕竟还是自己人么。所以即使身在囹圄，他仍不忘表“忠心”，更 不忘撒撒娇。
其实，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个人品德诚然也是一个因素，但往往不是决 定性的因素。如果没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没有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开放的舆 论监督，什么样品德高尚的人当了权，都无法保证他不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制度是第一位的，品德是第二位的。腐败本不可怕，那是古今中外共同遭遇的难题，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是怎样约束权力、防止腐败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这不是靠树立一二个“清官”典型，打击几个贪官所能解决的。 尤其是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今日，老百姓早已不像过去那样对贪官恨之入骨，尽管 他们对“清官”的顶礼膜拜依旧。每当一个贪官倒霉，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充其量只是 当“看客”，看热闹。贪官看多了，人们对那些涉及金额不够巨大、够不上穷奢极欲的 小贪官早已不屑一顾，对享受荣华富贵时日不久的贪官不免暗生几分同情，对过够了骄奢淫逸、极人间富贵生活的贪官则充满羡慕，大有“大丈夫生当如此也”之慨。人心的异化远比官场的腐败可怕。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报道贪官的“忏悔”已起不到任何警世的作用，至多不过是一种吸引眼球的炒作。
有意思的是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市建委主任宁先杰——两个“慕马案” 的同案犯在“忏悔”中，竟不约而同地将“失足”原因归于：“当一把手多年，组织上没有找他个别谈过话。”“要是他接受别人财物的时候党组织能找他谈一次话，拉他一把，他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贪官的娇气和虚伪也由此可见。他们怀念失去的天堂， 在铁窗中不断咀嚼着辉煌的旧梦，他们“忏悔”的全部目的都是寻求“组织”的原谅， 渴望回到“组织”的怀抱。
为什么贪官们只能想到向组织“忏悔”，而从来不会向人民忏悔？他们不是号称人民的“公仆”吗，“公仆”犯法，本应首先向“主人”忏悔。这里透露出的正是中国政治公开的秘密，贪官不是人民选择的，而是“组织”选拔的，让他们成为阶下囚的权力来源于“组织”的“培养”，而不是人民的选票。在选择什么人来做“公仆”的问题上，“主人”没有任何发言权。这种本末倒置的权力授予方式是导 致腐败愈反愈烈的根本原因之一。什么时候贪官开始向人民忏悔，千年不动的中国政治也就有了新动向。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现居中国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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