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9日讯】有朋友说我是假自由主义真社会主义者，批评我过于强调公正平等。
的确，在诸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生存保障、图书馆等所有“公共产品”上，我坚持“社会主义”（仅仅是“政策”意义的？）立场。我与一些左派朋友有很多区别，但至少在强调政府公共福利责任方面，没有原则的区别。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党、什么政府，对“公共产品”不负责，对大多数穷人的利益不负责，相反却代表着权贵们的利益，我都要反对。一些“自由主义者”，毫无公正心地贩卖经济学上的哈耶克、芝加哥学派，与他们为伍，是困难的。无条件的私有化、私有财富神圣论，让我感到恐怖。眼下中国正进行“只做不说”、“少说多做”、“说此做彼”的迅猛“化公为私”运动（秦晖，2003），一些“自由主义者却在用力反左，真“聪明”！
1、政府应当为全体中国人提供起码的平等的“公共产品”
中国的现实政治只有绝对权力，要真有什么左派、右派，反倒说明绝对权力快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了。作为政策的“社会主义”仍是一个将来时态。
例如王绍光先生的中央财政集权论、大政府论，我不赞同，但“SARS中国”期间，例如王绍光先生发表的长文《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很多意见我是衷心认同的。王先生说：按道理说，预算对卫生事业的拨款不应存在太大地区差距。毕竟，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公民（不管他们住在国内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卫生保健。但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2001年全国卫生事业费总额为546亿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亿元，占总额的6.5%.西藏是唯一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省份，资金的不足部分，全额由中央财政补贴。除了西藏，别的省份基本上都得依靠自身的财力来解决卫生事业费。1998年，河南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8.5元。中国地方人均寿命最高已达约77岁，而最低只有63.5岁。胡鞍钢从卫生设施和健康指标指出：中国国内存在着“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东北三省和东南沿海省份与东欧转型国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发展中国家还差一点，但比最不发达国家强。
王先生这里说到的一个数字是35.43亿，我也说一个数字：1998-1999年国务院精简16000人左右，赎买的价格是50亿元，人均补贴31.25万元！
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实事求是都是有良知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常比“自由主义者”可信赖十倍！我是穷人，我有穷人本能般的直觉。
是的，富人应当受到比穷人更多更好的服务，不同地区之间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服务。但是，我们讨论的与此无关。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应当为全体中国人提供起码的平等的“公共产品”。罗尔斯的第一正义（起点规则公正）坚持不了，能否在罗尔斯的“第二正义（实质是保障弱势群体）上面做得像点样子？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用事实说话——一是公共事业上的花费越来越“小气”。《财经》杂志有文章指出，2001年政府支出在全国卫生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25%降为16%.（个人支出所占的比例从37%升为61%；社会保障以及其它保障体系的支出比例从38%降为23%.）
据专家研究，在中国真正享有医疗保险制度福利的不过9000万人。这是就实际情况而言的。
比如国有企业职工，名义上都是有的，实际则千差万别。如果将离退休与在职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加在一起，用9000万来减，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还是抛开政治说话，我觉得特别是为“打江山”做出贡献的人们，应当享有最好的保障，高级官员福利特殊一点也无可厚非，但是，既然医疗保障涉及生存问题，覆盖面太小总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对农民越来越“小气”。据调查统计，中国有2000多个县也即大部分农村的农民没有任何公共医疗保障。中国的医疗体系名义上覆盖全国人口的21%，而农村中至少3~5亿人的医疗保障成问题。
加上看病难看病贵等因素，造成中国95%的药物用在了城镇，大多数农民只使用了5%.
2、为什么总是让大多数老百姓付出代价？
同样需要抛开政治说话，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医疗保障，还是需要保留并且加以完善的这样说是从我的切身体会出发的，我过去在农村看过病，比起现在我乡下的亲友来，毫无疑问，过去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当然更好，邓小平时代至少在这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著名学者温铁军先生说到：不正常的市场化改革，“能够产生资本收益的领域政府不放，需要支出的都在甩包袱。诸如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不应该市场化的也大搞市场化改革、产业化发展”，这是造成主要是农民缺医少药的“宏观原因”。
关于医疗的市场化或者产业化问题，与教育一样，我首先认为，在“公共产品”也即作为国家政府的基本义务范围的那一块，是千万不能交给市场的，而必须由政府“垄断”安排。这一块具体怎么划，也即盘子具体定多大，应当至少在专家们中间发扬民主，应当给与舆论自由，让人们充分参与讨论，应当结合国情确定。超出这个范围，也不完全是一个交给市场的问题。例如管到大学阶段的希望工程，怎么是市场化、产业化呢？不是的。例如，至少民间慈善组织参加进来，就不能用市场化来界定。
在医疗卫生方面，应当说中国政府也作了一些有意义的努力，例如限制城市普通群众的用药浪费、医药分离、政府集中采购、医疗事故鉴定改革、建立医疗保险市场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大多涉及医疗如何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在扩大无歧视的健康保障方面，应当说作为很少。
如何扩大或者说无歧视推开人权化、公民化的医疗健康保障呢？我一向认为，很多本来不属于政治的问题，中共当局人为地使之政治化、复杂化了，这是讨论所有“公共产品”问题的障碍。包括我在内的朋友，首先注重的是使很多问题回到自身的范围，离开被人为纠缠的政治范围。当人们能够按问题本身的需要来讨论问题，中国就有希望了，共产党就出息了。实际上，特别是SARS发生以来，中国的学者专家和部分官员，都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健全，发表了很多中肯、重要、深入的意见，就看共产党怎么应对了。
我不希望听到“中国还穷”、“中央财政困难”，“公共福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总要有人付出代价”这样的话。这些话如果出于无知的人，我则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连起码的真相都不知道呢？如果是出于一些政府官员，我除了尊重他们的“职业道德”之外，则一定要反问：接受扶贫的乡村干部都坐上了豪华公车，是穷还是不穷？每年都要上一些多半为大中城市服务的大工程，每年光官员吃喝嫖遥就花去近2000亿元，还说明财政困难吗？事情根本不是什么一步到位的问题，而是起码的最最起码的政府责任，为什么不能尽到的问题；事情也不是什么代价问题，如果总是让大多数老百姓付出代价，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改革了，20多年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根本不是什么代价问题了。知道真相的人们故意狡辩，这是什么“职业道德”？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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