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

悼父祭文

每天都是又忙又累,写日记时候,通常眼皮和笔一样沉重如铅。但是今天要写今天是爸爸过世三周年的日子。

岁月的繁忙可以最具体表现在吃饭上。像昨天那样不吃中饭的情形并不少见。有的时候与魏京生在一起吃饭,常象古代的和尚吃百家饭,怀着“能化不少缘”的心情。偶尔运气,竟也吃得上国宴级大餐,但“享受”过后也有麻烦,困得支撑不住了,肿胀的肚皮还是不肯松弛下来。但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是一毛二分钱一包的方便面。面对到腻透了的地步,不免怀念起过去在公司出公差时的美羹和逍遥。

今天早早起来,赶快把其中的一期新闻发出,并为基金会的董事会会议做准备。然后给妈妈姐姐打电话,希望在父亲的忌日,给她们一点儿安慰。妈妈一开口就是老话:”能回来看看吗?”我不假思索:”当然”。”啥时能回来?””很快。”那已经是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却不知何时可以兑现的标准回答。

上午十点三十,陪同魏京生一起去美国国参议院参加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会人权奖的颁奖仪式。魏是该奖的得主。回来以后便埋头于一大堆杂务之中:开董事会、付账单、回复积压的电邮都是简短的保证:“明天会认真仔细回复”。然后奔到机场追赶末班飞机。我甜言蜜语加恳切哀求,才总算敲开了已经关闭的机舱大门。上了飞机,困倦便不可阻挡地把我淹没了。

一睡着,爸爸竟然找来了,他活生生地站立在我的面前!

爸爸已经去世整整三年。原来以为,三年本应是哀悼期之终。但此恨此伤,对我竟是绵绵无期。恨的是三年前我未能参加他老人家的葬礼,伤的是至今未能到他的坟头跪地一拜。

过去的三年里,我经常梦见、想到爸爸。他的生日、新年、元旦、中秋,以及他喜欢的重阳节,都会使我想到他。别人提起他们的父母,以及任何我所接触到的阁家团圆的描述和场面,都会牵动我的伤感和思念。就连我外甥女参加高考,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我高考的暑热季节,在没有风扇更不要说是空调的家中,爸爸如何地默默地为汗流浃背的我送来凉风……。

这般地想念父亲,却在人们面前连提起他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无法控制住已经浸透我全身的悲哀。我现在写着他、想着他,回忆起我们最后一次相处的时光,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强烈地想给他打个电话。为什么不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永别,也不曾分别过。

虽然已经三年,我还是不能接受他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三个星期前,我看到了魏京生的父亲魏梓林的近期照片。83岁高龄的魏父显得憔悴而衰老。我在想,老父亲一定非常希望见到他的孩子吧?但是,时事无情,岁月无情,不知道他能不能够等到那一天。

望着魏父的照片,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落下。虽然理性中我明白,为了一个民主与自由的中国,即使是一个孝子孝女,也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但是,我多么不希望别人再遭受我所经历的悲哀!

我的父亲叫黄钦茂,他出生于浙江省黄岩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谦虚、勤奋、温和、书法优美,是我外公最称心的女婿。然而,如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父亲一生小心谨慎,却到头来也逃不过政治上的迫害。(见相片联接:父母之结婚照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3/parents5901wedding-5.jpg

及我儿时的全家福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3/family7103HCP-5.jpg)。

坦诚地说,父亲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物。他在八十年代得了脑淤血,失去了部分表达能力与活动能力以后,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了。1998年4月,当不相识、也不给姓名的国安部警察们来到我家,在我父母面前把我带走时的时候,父亲惊吓不已。他马上给我还在上班的姐姐打电话,要求她想尽办法把我找回来。当然,他们没有能力找到。

在我被递解出境的那一天,国安部警察们给了我二十分钟的时间回家取衣物并与家人道别。那个时候,家人和我都感到前途未卜,不知道我会被送去监狱还是别的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我虽然多少有些心理准备,父母们则因为意外和惊吓而惶恐不安。当小小的屋里挤满了警察的时候,父亲被无助地挤缩在一个角落里。

我走向父亲,想给他一个拥抱,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拥抱呢,心里充满了酸楚。但是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望着我身后的警察,自己一步步地向墙根退去!我只得跟着一步步地走向前,最后拉住他的手,细声告诉他不会有事,要他好好照顾自己。这个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胆怯、惊诧和恐惧。

这是我无法忘怀历历在目的情景!一幅我每每回想便心内流血的记忆!自小我就懂得政治的残酷,懂得必要的小心,以免给家人带来麻烦。也许正是因为知道父亲无力保护我,才进一步使我自强与独立。父亲向后退去,当然不是不爱我,而是他不知所措,生怕什么“不适当”的举动将事态恶化。而且,我走了,每日面对残酷现实的,则是我的家人。我无法想像,这次事件以后朋友与邻居们都羡慕的”孝女”给家里带来的动荡与麻烦,无法想像,我走后他们在我们家门前立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牌子会给父亲带来何等的压力!

这样的动荡和压力,不久就把父亲拖垮了。1999年9月,他被送进医院,生命垂危。我接到他的病危通知书后立即飞回中国,但被大批的警察堵在上海机场。警察们冰冷的面孔里嵌着没有人道的眼睛,他们盯着我,要我“改过自新”,亲情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要挟的工具。因为没有愿望“改过自新”,我也就失去了在父亲病床前尽最后一份孝心的机会。

当时父亲已是肝癌后期,医生都惊讶他的顽强生命力。他在生命线上几度挣扎,几次病危。希望的信念使他奇迹般地拖活了14个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硬撑着,想要熬到见我一面的一天。但我终于让他失望了!(见他过世前一个半月为我照的照片联接: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3/last0010dad.jpg与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墨: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3/calligraphy9910dad-

4.jpg)。

在此期间,我多次要求回家探望以尽一份孝心。但我的孝心成了中共绑架我的民主与自由信念的希望。我每一次要探望父亲的心愿,都在他们的胁迫失败后严加拒绝。父亲过世以后,我希望参加他的葬礼,中共把这当成最后一次的胁迫机会。当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是我,也因此终究没能在父亲的葬礼上露面。父亲生前我不能安慰他、伺候他,死后也不能参加他的葬礼,这千古之恨,有谁能解?

古言道:“忠孝不能双全”。现在我才体会到,这6个字,真是用血泪写成的啊!我只希望他人不必再步我的后尘。从这一点上,父亲的逝世给我的唯一安慰是,我将全心全意地努力,以期他人不必再受此辱、遭受此痛。

此恨绵绵无尽期。

含泪写下这些文字,为悼父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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