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编者按﹕这是作者在参加了2003年10月17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农业问题报告会后写下的感想。报告会的题目是《中国农村的政治冲突——湖南农村群体性事件调查》﹐主讲人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作者文章原发表于关天茶社﹐刊发时略有删减。
于建嵘对中国农村特别是湖南农村的政治冲突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专题研究，他的研究属于客观性的实地考察，以第一手资料为主而不加自己的主观评论。这些资料作为证据供研究之用。这些资料有些已为《中国青年报》和《管理与研究》等发表。其他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传播他盖不负责任。本人在此所述的，皆是昨天从报告会听来的、看来的，由学生的录音和于建嵘的录像、电影作证。
于建嵘从三个方面——重大事件、主要原因、基本对策——作了演讲。于建嵘的报告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演讲激情澎湃，振奋人心。笔者也不想加入主观的评论，在此力求只作客观介绍——但我只能作挂一漏万的介绍。
一、 重大事件：
1﹐ 湖南农村很多地区最近十几年来，广大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采用各种办法如静坐、堵公路甚至使用暴力手段与当地乡镇、县市政府权力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对抗。农民对于保护他们的“减负代表”（以农村转业军人为主的为民请命的有号召和组织能力、懂法律且知道当地政府行为是违法行为的人。他们有好多是被当地政府 “捉拿”的对象，有些被捉去坐牢，但，他们一般是“宁死不屈”的），就像当年农民保护共产党员那样不顾自身安危。而对于那些只顾收皇粮国税、苛捐杂税的国家干部，则将他们则“剥光衣服”、“投入水中”或看押起来，甚至打死打伤。农民集体冲击乡镇、县市政府，烧毁政府大楼、汽车等等等等。……具体请参见最新期的《战略与管理》于建嵘三万字长文，另有多份内参和不久出的新书。
2， 目的：农民要求“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与以往的农民运动不同，此类农民运动的目的，已非简单的“经济”，而是直接指向政治和人权。于建嵘展示的大量的录音录像资料显示，农民是在为“正义”而斗争。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在“延长”党的寿命，他们要的是“做人的尊严”，他们要自己动手“废除现代农奴制”，因为，“农民是现代农奴”。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央一片星，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乡里淹死人。”（类似的俗语很多，于建嵘收集了二百多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除“中央”以外的所有政府部门。于建嵘说，他们对中央的看法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大家心里也有数。大家不相信代表我们的政府了。向警予家乡的农民减负代表是这样说的：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于建嵘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河北武邑县申坡镇的农民躲在旅馆里用一个多月写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会法”。这份文件，两农民一份寄给前总理朱镕基，另一份寄给于建嵘。（农民把于建嵘作为总理级别看待了！）
二、 主要原因
1， 农村利益冲突加剧；改革造成了社会“断裂”，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地方政权蜕变为农民的对立面，农民彻底地绝望了。以北方为代表的“权力”和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资本”联合起来对以中西部为代表的“劳动力”进行极为残酷的掠夺。民不聊生。
2，政治整合能力差，基层政权软化；基层政府成了“收税”的专门机器，与黑恶势力勾结起来，无恶不作。于建嵘说，黑恶势力与乡镇、县市政府勾结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省里，那也是不用说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借助黑恶势力帮助统治的政权，都是自身活力和合法性丧失的标志。而这种情况，却出现在我们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3，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在录像资料里，有个老太太说：现在当官的来了，比当年走日本还厉害。他们比日本人还坏。日本人来了我们躲到山里，他们不敢住下，他们一走我们就回来。可现在，当官的就住在我们家里不走。现在的当官的，坏透了，没一个好的。当年共产党躲到老百姓家里，老百姓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如果现在再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于建嵘说，“民怨是最大的恐惧”，现在是“民怨沸腾”啊。有的农民给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写信时说：现在他们都在欺负我们，儿子，有一天打起来，你可得将枪口掉过来对准他们啊。
三、 基本对策
1， 官权退出，民权跟进；
2， 廉洁法律，官需有德。
3， “休养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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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村、农业号称“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最有名的要数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了。此外，温铁军的研究也属前沿，温也曾在南开做过报告，我也去听过。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比起于建嵘来，只能等而下之了。
在大家的要求下，于建嵘最后放了他自己自作的电影。耐人寻味的是，影片结尾：一轮猩红的夕阳急剧地落下，大地陷入一片灰暗。——于建嵘解释说：本想找一段太阳上升的资料，可没找到，只找到了这一段。
200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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