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小城建了座”天安门”

【大纪元10月1日讯】北京有座天安门，天安门不仅在全国人民心中是首都的像征，而且还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但，请注意，照片上这座“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却不在北京，而是建在川东小县江津城中。

小城为何也要建一座”天安门”？

小城官方的宣传口径是：为隆重庆祝江津撤县建市，特建此楼，为届时举行盛大庆典时使用。

小城百姓却戏言：中国的少年儿童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那首歌，县里如今的领导都是从儿童长大的，恐怕是受了那首儿歌的影响，对天安门感情太深，如今权力在手，也就建它一座来过把瘾。

也有人尖锐批评：当今官场形式主义之猖獗，当以此”天安门”为最。

领导们的意志一经权力形式确立下来便必须贯彻实施。而且，既然要建城楼，索性就比照着堂皇气派的天安门建它一座。

赓即，城建部门的技术人员便被派往北京，以旅游者的身份拍照、考察，以制作图纸.当然，建城楼既然是县里的一项重大工程，人大、政协的意见完全不听也不行。谁知此方案一拿出来，却遭到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群起攻之。

反对意见归纳拢来有三。

一、此城楼不宜建，江津乃一农业经济为主的穷县，人口愈百万，年财政收入仅六、七千万（1992年），即便维持方方面面的正常运转，资金缺口也相当大，投入200来万元建这样一座城楼，除了举行庆典时能让大大小小的领导们集体登高亮相风光一会儿，并无任何实际的意义。

二、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的建楼方案实为摊派、平调，有违中央精神，必将加重巳不堪重负的企业负担。即便厂长经理们忍痛出血，也会招致广大职工的不满。

三、既然庆典通知上巳将闭幕式安排在县城原有的灯光球场举行，又有何必要得专门花巨资建一座天安门式的城楼来为开幕式所用？何不投入少量资金，将灯光球场修葺一新，既可供开幕式、闭幕式使用，同时也可为县里的文体事业顺便增添一项不失观瞻的硬件设施。　　笔者在县政协常委中叼陪末座，也曾”狂犬吠日”，在几次会议上竭力反对。

意见提得轰轰烈烈如针刺耳，然，领导们对此却充耳不闻。

领导们顶压力，抗干扰，我行我素不遗余力地硬是给县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建的城楼远远看去也恍然与北京城里的天安门一般无二，惟尺寸规格稍小一些。 红通通的城墙，精美的汉白玉栏杆，两侧是同样宽敞的观礼台。正中的主城楼更是飞檐翘角，气像万千。然而蜂拥而至前去看稀罕的老百姓肃立城墙之下时，却无法生出半分对天安门城楼的那种祟敬之意……有老者瞠目结舌：”我的个妈！这在前朝，可是要杀头的，满清时候，下面的官员，可是连杏黄色也不敢沾的哩！”

庆典开幕式上，风光果然非同一般。

广场上人山人海，旗旛招展，声浪喧天，彩色的巨型气球将蓝天装扮得一片绚烂。县里的头头脑脑们与上面来的领导们均着笔挺西装，系宽匹领带，屹立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向被组织起来的群众面带微笑，频频招手。

此情此景，本应只宜京城有，领导们却愣是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了小县城里来了。

只可惜，投资200万（各企业出工、出车、出材料尚不算入成本），费时近半年（工人日夜施工，领导要求必须以对待重大政治任务之态度来完成）建起的这座金碧辉煌的”天安门” ，实际上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一点二十分钟左右。庆典一过，各机关的牌子换得夺目了许多，领导们的称谓也变得响亮了许多，当然生活也有了一些儿实质性的改变、提升，但风光一瞬的”天安门”却孤零零地被闲置在了冷雨凄风之中。

群众对”天安门”的针砭之声却愈发地激烈起来。领导们虽未到如坐针毡的地步，然逆耳之言，毕竟有碍政绩，让人不快，于是便统一口径，将此楼正式命名为”遗爱楼”。不仅以政府名义行文郑重晓喻四方，领导们还人人上阵，在各种会议上竭力强调”遗爱楼”绝非”天安门 “，将”遗爱楼”与天安门混为一谈者，实属别有用心。

塾料此名一出，百姓愈加大哗。原来，这”遗爱”二字，在县民心中有着极特殊的份量与特指意义，并不是可以随便乱冠乱用的。

这县城原有一池，百姓谓之”遗爱池”。现在刚命名的”遗爱楼”与过去的”遗爱池”其实紧紧相挨着，直线距离尚不足50米之遥，只不过中间以围墙相隔。围墙之内，便是江津县委大院，进得大门，便见泱泱一池碧水，环绕湖中一座小岛，岛上绿树葱笼，杂花斑斓，重重花树簇拥着一座现代化的大楼，这便是县委机关大楼。前后两座石孔桥，彩虹般横跨湖面，与陆地相连。这池、这小岛，却与前朝时候一位名叫曾授一的县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堪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

《江津县志.人物志》载：”曾授一，学正万，号静安，广东省东安（今深圳特区宝安）县人。”县志将封建社会中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秉笔直书，写得来让人肃然起敬。曾授一清乾隆三年中举，家中为宝安大户，家道殷实尤重书香，授一幼秉庭训，知识杂博，曾著有《尊闻录》、《学古录》、《四书解义》行世。三十年从川南珙县调补江津任县令，上任时，适逢江津连遭大旱，百姓流离，苦不堪言。曾县令毅然卖掉家乡祖传盐田与旧宅，出面联合邑人创”救命会”，购谷千石设义仓赈济灾民。待社会稍加安定，曾授一又组织邑人前往广东引进红苕种并学习栽种之法。授一并与夫人率先垂范，着布衣打赤脚，躬耕垄亩，以此带动推广红苕的普及。此物耐旱，产量又高，且面甜可口，民间竟相种植，”邑人珍之如米麦 “，后红苕由江津逐渐传播到全川及邻近各省。解决了温饱，曾授一又派人到江、浙一带，带回蚕种桑苗，教民种桑养蚕，”使邑人多获利”。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县太爷还仿民歌俚调，写成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劝农歌》、《慰农歌》、《悯农歌》12首，鼓励农业生产。两年后，使江津县起死回生，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三十四年，曾授一调署合州（今合川市），上任伊始，恰逢犯人暴狱，上司震怒，将其削职为民。潦倒之际，江津百姓得知曾公落难，集议救助，派出代表赶往合川，将曾授一全家老幼七口用轿子抬回，一路上燃放鞭炮，奏起响器，视他为救命恩人。过江登岸之时，江津百姓云集通泰门码头，箪食壳浆以迎。授一闲居小城，百姓对其依然优礼有嘉，关怀备致，倾心仰慕。地方各界倘有重大宴会，均执礼甚恭邀其上座，并以此为荣。授一不忍时光虚度，乃秉”盛世修志”之遗风，倡议修志，寻得明末杨几川和清初龚笋眉两家残缺抄本，亲自担任主撰修，三十三年，《江津县志》付梓（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馆）。

十年后，授一年老思归，百姓苦留不住，乃集银两三千相赠，怎奈授一坚不收受。离别之际，”送者上千，泣不忍别”。岂料曾授一尚在途中，津民巳集巨资汇至东安，购回他当年为救灾民而卖掉的盐田，并为他置下养老房产。授一七十七岁时仙逝东安，消息传到江津，百姓悲痛万分，遂集银两五千，在东门外一环湖小岛上为其建祠，匾名”清廉祠”，当地人俗称”曾公祠”，而那环湖碧水，则被称作”遗爱池”了。

曾公当然来不及加入共产党，否则，想必他也应当是一位如同雷峰、焦裕录、孔繁升一样为党争光添彩的人物。

可见，将违反民意建成的城楼强行冠之以”遗爱”之名，实与”遗爱池”之本意、实质大相庭径，风马牛不相及了，百姓焉能不议论纷起？

但，议论归议论，那楼却依然得了”遗爱”之名，并将继续地”遗爱”下去了。

“遗爱楼”诞生于当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领导们觉得让它长期闲置着也实在有些可惜，为了增加经济效益，便将它租给一个体户经营。老板精明，舍得掏钱看中的自然是这楼的保险系数，便在这城楼上堂而皇之地打出了”遗爱楼娱乐城”的牌子，主要弄着夜晚的生意，里面经营的啥？笔者仅有耳闻，却是从未去光顾过，故而不敢乱说。据云对这地方，”扫黄打非 “的执法人员一般不会常去找麻烦的。老板心虽安却无法舒心，因为这城楼地处城郊，且市委大院又紧挨在旁边，纪委监察部门的同志常在此处进进出出，到那儿去拿公款寻欢作乐，心理上毕竟有些障碍。

那老板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痛心疾首熬到合同期满，便再不肯续约了。但如此一段经历，又给这巍峨城楼增添了一个不雅的名儿，满城百姓，皆将其戏称为”天安门夜总会”。

前两年学习“三个代表”，政府的管理中加强了人文主义色彩，新上任的市领导班子深知群众对遗爱楼的看法，索性借修建人民广场之机，将遗爱楼呼隆儿一下拆掉，改成了供人民大众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深得群众欢迎，总算将这一不良影响扭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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