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坐到我身边。听我对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活着，关于生命和爱，关于灵魂的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长长的上海故事，来到上海和离开上海的故事。
让我先将时钟拨回去，不远。二零一七年的洛杉矶，我们下飞机后的第一个清晨，圣盖博公园，我和蛟龙一起，参加当地的集体炼功。音乐悠扬，当我举起手臂站桩时，突然心有所感。我仿佛在一个镜头里，一个预先设置好的场景里，我们身处的这一幕，蓝天，白云，脚下的青草地，公园里，远远近近的、几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风拂过我脸上的发丝，这样的情景，耳边响起的音乐——所有的情景，这个公园，和我在上海时梦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是真的吗？我来到了美国，自由的国度，我的应许之地，因为信仰，因为召唤。
仿佛一条长长的路，二零一七年的洛杉矶圣盖博公园，是长途跋涉后，停靠的一个驿站。而我的出发点，是中国，红色中国，苏北平原，宿迁农村。
一、
在苏北平原，宿迁的一个村子里，全村有一百多户人家。其中一户夏姓农家，五间房，房子是黄土垒的墙，麦秸杆制成的屋顶。小院外，围着一堵土墙。院子里，三间住着人，祖孙一共三代人。另两间是柴灶房。门前种了一棵梧桐树，屋后生长着十几棵高大的白杨树，绿树浓荫里的夏家，门口有一大块菜地，四季都种着蔬菜，过冬时，霜雪里还生着白菜、青蒜。
在我出生前，爸爸是一个生产队长，是党员，是无神论者，不信神。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革命破四旧”，村支部让我爸爸带着一帮干部，去平别人的坟墓。挖别人的祖坟呗。我爸爸身为共产党员，他也不能不去、不能怕呀，因为共产党是讲究无神论嘛。挖别人祖坟时，从坟园的一座坟墓，跑出来一窝狐狸。那狐狸呢，嘴唇是白的，有点怪异。我爸爸也不怕呀，拿着铁锹当场杀死了那一窝狐狸。
在一伙人往回走的路上，我爸爸的脸上，鼻子和脸颊之间，就出了一个痘痘，眼看着越来越大，到家已经肿得就老高了。这一天过去，我爸爸就不正常了，嘴里胡言乱语，还说得很有逻辑——你害死了我一家十八口，十八条命啊，我要讨债呀。
我爸爸好好的人啊，身体强壮，生来从没得过病的，就这样被狐狸缠身，疯掉了，吃药打针都没用，锁也锁不住，神智不清地，边走边骂自己——狐狸用他的口骂，杀了十八条性命。我爸爸疯掉的那时期，一家老少过的不是人的日子，经常挖野菜充饥，无米下锅，没饭吃。因为我爸爸是一家顶梁柱、主心骨，被狐狸报复，失心疯了，家眼看着也要完了。于是，家里请了当地的巫婆，来行旁门左道，又唱又跳的，在我家跳大仙。巫婆呢是能跟狐狸能沟通的，然后，巫婆就说，那狐狸说了，她的窝被毁了，没有地方住，要我们家供养它。而且狐狸有名字，自称白姑娘，可能是一个白狐吧。
我奶奶就为白姑娘竖了牌位，早晚烧香，把那个狐狸在家供着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爸爸就好了。而这狐狸，自此就附在我爸爸身上了。
爸爸妈妈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第三个儿子，非常聪明，生得活泼可爱。然后，冬天里，二哥哥和三哥哥一起，去到河边玩，很浅的一个荷塘。三哥哥穿着红棉袄红棉裤，掉到河里，孩子自己翻不过来，脸朝下，憋在淤泥里。我二哥就急急忙忙跑回家，叫奶奶，说：你去看三惠子，三惠子在荷塘里不动了。我奶奶跑到荷塘边，从淤泥里把三哥哥抱起来，可怜的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我爸爸是非常爱孩子的，每次吃饭的时候，他还会在桌上为小三子留他的碗筷，看着桌上的空座，他常常伤心得不能举筷进食，思念起那个孩子，就会泪流满面。
这样忧患重重的日子，死和生依然继续。小三子死后，隔了两年，妈妈怀了我。1974年岁末，腊月天气，苏北平原上遍地霜雪，天还未亮，我妈妈感觉要生了，于是我爸爸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去找接生婆。屋外，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着看家狗，那些狗啊，听见有人在黑夜里经过门口，赶出来，追着我爸的腿，他穿的厚棉袄棉裤，里面的棉花给狗扯出来了，沿途几里地的狗都追着他咬。就这样，我爸爸带着一身白花花的棉花，在黑夜里奔跑，沿途的狗叫声绵延。这是我的降生，在苏北平原上，发出的最早的动静。
当爸爸接到接生婆，赶回家，我已经呱呱落地了。妈妈一看是个女孩，叹了口气说：“可惜不是男孩。”她和爸爸，都想念被淹死的小三子。
接生婆安慰她说：“他嫂子，女孩也好的呀，贴身小棉袄。”而一身白棉花的爸爸，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心满意足，笑得合不拢嘴。为了弥补心头的伤痛，家里人还是叫我小三子。父亲另外给我取了个大名：夏海珍。夏家的姑娘海珍。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个名字是告诉我：下（夏）到苦（海）返本归真（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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