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在中国设厂曾经是外企全球竞争的一项必要条件，但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随着对中国政经前景失去信心，外商对中国市场看法改变，外资的撤离热潮已经完全挡不住。
外资撤离热潮 完全挡不住
外资撤离中国大陆早就形成一股潮流，只不过最近的情况变得更明显。
去年秋天，美国和欧洲公司报告了几十年来对在中国经营业务最为负面的展望。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列出了一千多项解决市场壁垒所需的行动，中共新法规和安全限制的出台变化无常，给企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2023年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减少或暂停在中国的投资计划。他们最关心的是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策。
美国律师事务所今年迅速缩减了在中国大陆的办事处，根据Leopard Solutions的数据，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员工人数从2022年的643人，减少到今年7月份的545人。
摩根大通（JP Morgan）2023年9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9年以来，2500亿至3000亿美元的外国债券投资中有一半已经撤出。彭博新闻社和fDi Markets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从2019年的120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740亿美元，2022年再下降至410亿美元。2023年再降至330亿美元，创30年来最低。
2023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年减78.1%，创下30年来最大降幅，尤其是制造业在中国的投资萎缩特别突出。
日本企业2023年仅有2.2%的日本海外新增投资流向了中国大陆，这一数字低于对越南或印度的投资，也仅相当于对澳大利亚投资的四分之一。
台湾企业也变得更不愿意增加在中国的业务，2023年的新投资额是自2001年以来最低的。
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表示，外资撤离中国的热潮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最早是韩国三星，三星很早就在越南建基地，把中国工厂设备化整为零搬过去；2018年川普总统对中国贸易战后，包含台商在内的很多外商，为了要规避美国高关税，就开始离开了大陆；之后的疫情、拉闸限电、《国安法》等等，导致这几年撤离的热潮完全挡不住。
他说，即使有一些供应链已经在中国走不开，但走不开也不敢完全把所有资源都压在中国，用“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的方法，在中国以外增加新的生产基地，为以后安全经营着想。
“事实上，我有好多朋友，譬如印刷电路板的厂商，原本是群居在中国，现在几乎整个产业整个搬到泰国去了。”邱俊荣说，更有趣的是，台商还不是最早走的，最早走的是中国自己的厂商，他们走得比台商还要快。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增加、生产成本的上升、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风险管理的需要，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促使外企必须要重新评估在中国的业务布局跟策略。
他认为，“中国加一”的情况会加速，“加一”可能是越南、印尼、印度甚至是马来西亚等等。假设中国的经商环境还是持续恶化，这种“加一”就会不断地放大，“中国”部分会不断地缩小，到最后一步，可能没有“中国”，只剩“加一”“加二”或“加三”了。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现在整个投资环境跟国际关系的变化，现在整个企业呈现出一个洗牌的景象，敏感企业都会离开。
他列出外资撤离中国的五大因素：“首先，现在中国商品主要出口目的地欧洲和美国，陆续对中国商品加税，在中国设厂生产的优势已经慢慢消减，对价格敏感的行业会撤出；其次，疫情导致世界供应链断裂，处于全球布局跟战略安全的需要，比较重要敏感的物资会在中国以外去寻找第三方供应商，或直接搬离中国；第三，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反日反美反西方，导致对法律、意识形态方面敏感的外资如律师事务所、经济研究所等，会把中国的业务收缩或选择撤离中国；第四是，中国已经偏离高速成长的轨道，资本也在寻找下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市场；第五个原因是，由于俄乌战争之后、地缘政治的紧张，一些企业担心受到制裁，也会把部分产能撤中国。”
对中国市场看法改变
甚至中共视为密切伙伴的华尔街，也改变了态度。高盛首席执行官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最近表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中国战略，对他的公司来说已不再明智，高盛已减少了在中国的业务。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论坛上强调，对中国而言，风险回报计算已发生巨大变化。
爱尔兰三一商学院商业研究教授路易斯‧布伦南（Louis Brennan）最近撰文说，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前景看起来也越来越受到限制。
布伦南说，即使在中国仍处于追赶模式且外国公司仍具有优势，并因此继续受到中国欢迎的领域，市场机会之窗也可能是短暂的；即使对于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苹果和大众等公司来说，快速变化的竞争、监管和技术环境，也意味着未来的脆弱性会越来越大；许多外国公司仍对中国情有独钟，即便如此，中国不断变化的监管和安全环境表明，正常商业活动可能会被视为违反中国（中共）的安全利益，从而削弱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潜在利益。
即使在外商不断撤出中国、西方不断提出警告的情况下，中共还在不断出台对经济环境不利的国安方面的法律或法规。
6月21日，中共国台办等部门共同公布针对所谓“台独”的“22条意见”，顽固“台独分子”可判处死刑，并可进行缺席审判。
路透社报导，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表示可能对“顽固”的台独分裂分子判处死刑后，一些外国公司正考虑将台湾员工迁出中国。
邱俊荣表示，中共的22条意见非常骇人，逼得这些台籍人士、台湾人开始撤离。连带的美商或欧商，只要雇用台湾人，恐怕就必须要面对高度风险，离开的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中国的经济是党魁一人主导，他相信毛泽东公有制、国家控管经济的那一套，不信任民营经济、私人的经济，他比较偏执的时候，一旦变成信仰以后就变成无解的问题。”
孙国祥表示，现党魁上台之后，特别关注国家安全跟政治稳定，对意识形态或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安全，他完全不会放手。不是他的前任不关注，而是他关注的程度，已经超越过邓小平建构出来的既维持中共政权、又对外改革开放的平衡点了。
“他其实还是关注中共是不是能够就是长期执政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利益。”
黄大卫表示，目前北京的管理层，更在乎国家体制、政治体制跟管理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担心经济快速增长，民营经济做大做强，自由主义经济会影响其政权安全，宁愿不优先考虑经济的持续成长。
“目前经济发展压力这么大，北京还不断出台一些不利经济发展、有利于计划经济的法律法规，因为他们整个上层结构的设计就是这样子。”
比新平庸经济还要糟糕
为了解决经济下行的趋势，中共不断地强调所谓“新质生产力”和“国内大循环”，给人以一种它很有办法的感觉。
邱俊荣表示，所谓“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很美好的梦想，但是要被落实，落实后要能够让民众有所得，过程都非常漫长，可以说是缓不济急。
他分析说，西方国家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透过内在的不断累积。但中国很多技术并不是内生的，是靠着不断地通过技术授权或剽窃人家的技术，用逆向工程来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谈“新质生产力”，可能只是口号上喊得很好听。
“更何况‘新质生产力’，还必须落实到生产销售上面，能够转换成收入才会有帮助，所以没有办法解决燃眉之急。就像中国过去要发展半导体红色供应链，砸了无数的钱，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成功。”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邱俊荣表示，几年前有讨论说新平庸经济（new mediocre），中国经济未来的情况恐怕比新平庸经济还要糟糕。
他分析说，经济它是几个齿轮卡在一起，包含了出口、投资、消费等，如果转得好的话，会往上盘旋。譬如说出口好，收入增加了，消费就会好，大家看到经济有前景，投资就会好。
邱俊荣表示，现在中国内需消费非常低迷，中国人资产六、七成都在房地产上面，另外还有两成在金融市场上面，但是房价、股票市场不断地下跌，几乎没有了消费动能。一般西方国家遇到这个事情，最简单的就是用发消费券等方式去刺激民间消费。但中共党魁不希望这种做，他没有这种西方经济思维，他甚至连人民要从事什么样的消费活动，都必须要掌控的，消费内需的状况当然会持续恶化。
黄大卫认为，中国经济局部的各种各样的小矛盾、小崩盘、小危机、小麻烦可能会不断，不断出现一些各种问题，这种问题会非常频繁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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