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美国国会继续调查COVID-19疫情起源之际，一位加拿大科学家在《纽约时报》上阐述了她的观点：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据《国家邮报》报导，曾昱嘉（Alina Chan）撰写的文章，通过5个关键点，阐述了COVID-19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观点。
曾昱嘉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分子生物学家，专门从事基因治疗和细胞工程研究。她还与科学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合著了2021年出版的《病毒：寻找COVID-19的起源》一书。
一个巧合的起点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引发此次疫情的类SARS病毒出现在武汉，而武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SARS类病毒研究实验室所在地。”
这可能只是巧合，但曾昱嘉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石正丽的带领下，已经寻找类SARS病毒超过10年。石正丽的团队曾多次前往1500多公里外的云南省，收集蝙蝠样本。
她说，当疫情开始时，石正丽曾公开表示，疫情是否可能来自她的实验室。
有关类似病毒的泄露文件
曾昱嘉的第二关键点：在疫情爆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与美国伙伴合作，提出制造具有与SARS-CoV-2（引发COVID-19的病毒）相同定义特征的病毒。
2018年，一份泄露的Defuse研究项目资助提案显示，该项目旨在制造一种类似SARS的病毒，该病毒具有一种独特的特征，即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增强病毒对人类的传染性。曾昱嘉说，SARS-CoV-2病毒具有该特征，基因数据表明，它在疫情开始前就获得了该特征。
“最终，一种前所未见的类SARS病毒，带有新引入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与武汉研究所Defuse提案中的描述相符，并在提案起草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在武汉引发了疫情。”她说。
实验室安全规程不达标
曾昱嘉的第三关键点是：武汉的实验室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像COVID-19那样强传染性的空气传播病毒。
处理活病毒的实验室，可以在四个生物安全级别下运作，其中BSL 1是最低保护级别，BSL 4是最高级别。曾昱嘉说，在疫情爆发两年后，一名在台湾BSL 3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就感染了COVID-19病毒。
她补充说，Defuse提案的早期草案，建议武汉实验室在BSL 2级别下运行，以节省成本。然后，她引用了美国冠状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对另一位科学家说的话。对于武汉的工作按照BSL 2标准进行就足够的说辞，巴里克说：“是的，中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这是适当的保护措施，但别指望我会相信。此外，不要试图用这些废话来侮辱我的智商。”
市场来源缺乏证据
曾昱嘉的第四个关键点是：COVID-19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动物的观点，“无有力的证据支持”。
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调查人员最初认为该市场是病毒源头，因此他们没去寻找任何证据来反驳该假设。曾昱嘉指出，中国当局掩盖了与该市场无关的早期病例报告，并以生物安全为由，销毁了一些早期患者的样本，使得重建该疾病的早期传播变得很困难。
“海鲜市场或其供应链中，从未证实有任何一只动物被感染。”她说，“既然无确凿证据证明疫情始于华南海鲜市场，那么，病毒出现在武汉的事实，就直接指向武汉独特的SARS类病毒实验室。”
关键信息仍然缺失
曾昱嘉的第五个关键点是：尽管对动物贸易，以及与市场相关的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但仍没找到关键证据，可证明COVID-19源自野生动物买卖。
她说：“调查人员或者未能收集到，或者就是没报告COVID-19源自野生动物贸易的关键证据。”
她在结论中写道：“无论疫情始于实验室还是市场摊位，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联邦资金帮助武汉研究所建立了前所未有的SARS类病毒库，并促进了增强这些病毒的研究。武汉研究所的研究倡导者和资助者们，包括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应配合调查，帮助找出并弥补导致此类危险工作的漏洞。世界绝不能继续承受可能导致病毒大流行的、无法容忍的研究风险。”
曾昱嘉的建议是，彻底、可信的调查，将防止未来的疏忽行为，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和政府的信任。她说：“这也将向世界表明，美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并不害怕疫情背后的真相。”
责任编辑：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