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04日讯】“和平”是人人所向往的，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及中东以哈战争接踵而来的当下，和平更在今日显得相当珍贵，尤其是台海地区被诸多学者认为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可能地点之一，因此有许多政治人物提出想与中共签属两岸和平协议以避免争端，共同互利，而两岸又同文同种，本应是“两岸一家亲”……这类说辞。
其实就以当前局势来看，台海不和平因素完全操之在中共单方面。这几十年来全都是中共主动发起侵略性的军事演习破坏和平，想以武逼统，就中共的本质而言也无所谓的和平概念，共党所谓的和平、谈判正是伪装的战争手段之一。
过去在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与总理尼赫鲁一同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后续的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以及党魁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都再度提及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几年后便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
同样的中共在1954年4至7月的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中达成了划分南北越的协议的期间，周恩来在大会上致词同样大唱和平的论调，但回国后中共就大量支援北越军事物资，派兵训练北越军队，最后发动并吞南越的战争。
因此过去统治台湾数十年的两蒋总统任内也一直奉行所谓“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故前总统蒋介石曾说道“与共匪谈判和平，实等于与虎谋皮”。然而时自今日有许多人不了解其历史背景，认为这仅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其实那是不明白中共邪恶本质以及过去国共谈判失败的历史，因此本文就略述过去国共历史上的九次和谈的历史，用以鉴往知来：
国共于1949年前的和谈历史：
第一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23年1月16日至1月底）
1921年中共于上海成立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至桂林拜访孙中山先生要求合作遭拒绝，不久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至上海。1923年1月中马林、越飞、陈独秀等人再次至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和谈，当时俄共已在中国成立支部已有许多青年加入党组织。在这次会谈孙中山准许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认为这样必能使一群误信共产思想的年轻人能导回正轨以完成国民革命，并发表宣言说道：中共组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对于革命事业发生危机的情势当下，这是孙中山的权宜之计，他的意愿是反共的。
然而一年多后中共分子已多在国民党党务、军政机关任职。中共于孙中山在世时仍不敢有大动作，直到孙中山离世后中共便开始阻止中国的北伐统一，以及在党内从事分化运动。1926年中共发动中山舰事件准备劫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至俄国但失败。1927年国民政府随北伐军迁至武汉，中共趁机拉拢国民党内亲共人士发起运动：在中央争权，在地方则进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及富农抢夺财富并且征兵，强化自身实力，最后让国民政府一分为二(史称宁汉分裂)，而蒋介石也因此发起清党运动，与中共彻底走向决裂。
会谈结果：孙中山谨守承诺让中共加入国民党，但中共彻底背弃承诺将共产组织全面引用于中国，日后更彻底造成国民政府分裂，加剧中国的内忧与外患。
第二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39年6-7月期间）
在抗日战争前，中共在国军的连续追剿下已接近瓦解，于是多次要求和谈以求生存，这时共产国际与纳粹德国交恶，也不愿同时与德日两面作战，因此要求中共接连发出《八一宣言》以及《致中国国民党书》以胁迫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时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动摇，准备与中共合作。到了七七事变爆发时，毛泽东、朱德联合致电蒋委员长表示愿将红军改编国军作战序列共同抗日，国民政府接受共军之投诚，将红军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纳编为阎锡山的管辖。
此时毛泽东给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指导，因此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便不听指挥，到处袭击国军部队及地方游击队将其收编壮大自己实力，同时又建立边区政府与中央抗衡。
这时八路军底下的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也在全国各地策应日军袭击国军，对此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召见周恩来与叶剑英作六点指示，要求中共信守诺言。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对此置若罔闻，仍命十八集团军继续在山东、察哈尔等地区袭击国军，造成国军师长张诚德及游击司令孙仲文殉职。
1939年7月统帅部为解决争端，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会谈，将中共建立的边区隶属行政院管辖，并重新划定国共责任战区。由阎锡山为二战区司令长官、朱德为副司令，并同意中共扩军，中共承诺不再与国军冲突，但是会谈后共军仍然继续攻打山东鲁村及江苏一带地区。
会谈结果：国军谨守承诺，给予共军许多实质上的利益，但共军持续攻击国军，所有承诺无一兑现。
第三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43年3月底至4月初）
1941年1月中共所属的新四军不断第三战区发生冲突，最后举兵叛变失败而遭解散。到了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国军摆脱单独对日作战，胜算大增。这时毛泽东态度也变得异常恭顺，整整近一年时间共军暴行次数大为减低，1942年10月周恩来至西安拜见蒋介石表达中共全力拥护中央的诚意。
1943年2月苏俄在同盟国的帮助下取得对德军作战的优势，对中国的态度转为敌对。毛泽东也大改恭顺的态度，各地共军也开始大量袭击国军部队，山东、江苏等地的国军都遭到大量的战损。1943年3月28日周恩来、林彪代表共军与参谋总长何应钦谈判，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地位、扩编军队、改编陕北行政区等四项新的要求，何应钦再次提出希望中共遵守上次谈判承诺的中央提示案，不得再与国军冲突，但周恩来借词推托，无解决问题之诚意，谈判遂无疾而终。
会谈结果：中共不愿信守承诺，谈判无疾而终，中共持续袭击国军发展地方势力。
第四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44年5月至6月期间）
随着同盟国阵营逐渐取得优势，俄国领导人斯大林开始进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现，计划让共党势力遍布全球，1943年5月宣布解散第三国际用以撇清与世界各地红色政权的关系，11月中共发表“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社论为日后与国军的作战做暖身。
1944年1月毛泽东向国民政府要求谈判，经过三个多月的安排。于5月4日由中共派出林祖涵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于西安进行会谈，林祖涵提出了改组边区、军事移防、释放政治犯等17条要求。一个月后再度增加12条，内容为大量增加共军的数量、承认抗战时期中共建立的地方政府、盟军军需物资分配与共军、开放其所谓的民主政治、党、报禁等措施，将过去国共历年谈判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会谈中又多次改变要求，其条件一次比一次严苛，最后谈判又无疾而终。
会谈结果：中共多次改变要求，其条件一次比一次严苛，谈判仍无疾而终。
第五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44年11月初)
1944年夏季，日军准备集中全力在中国的河南、湖南、湖北等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想尽早结束中国地区战势，用以专心对付美国，此时为国民政府于抗战胜利前最艰困时期。此时毛泽东准备对中美进行政治分化手段，他透过太平洋学会邀约美国军政领导人至延安拜访，1944年11月7日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至延安与毛泽东及林祖涵商谈，会后成功签属所谓的《国共合作协定》（简称五条协定草案）。
草案内容大致为：国共一致合作击败日本及建设中国，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并分配同盟国的援助物资，所有抗日军队接受联合政府命令，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五大项内容。
11月10日赫尔利与周恩来带着这《国共合作协定》与蒋介石商讨后，蒋介石对其联合政府一案提出反对，而其它各项提出可一一商讨。
之后赫尔利将军促成国共双方在重庆持续进行会谈，但会谈后无共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将军表示中共对会谈内容完全不接受，这次会谈也因此无结果。隔年4月左右赫尔利回国发表支持国民政府的言论，中共发文批驳，双方关系恶化。
会谈结果：中共以分化中美关系的计谋未得逞，而国共谈判仍无结果。
第六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45年1月底至2月中)
1945年1月8日赫尔利将军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关心国共双方的冲突，因此就继续推动国共的和谈，1月26日赫尔利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于重庆举行会谈，会议中周恩来坚持已遭蒋介石反对的中共联合政府政策，于是会谈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恩来又向美国政府索取武器装备等军需物资遭赫尔利将军反对，于是周恩来恼羞成怒不断的于会议中对国府及美方代表言词污蔑诋毁，行径与流氓无异，直到2月上旬会议都一直无结果。
此时正逢雅尔达会议期间，苏共首脑斯大林准备对同盟国进行政治勒索，毛泽东于11日电令周恩来拖延谈判，任何问题都让其悬而未决。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中央第七次大会准备发动对国军的全面攻击，此会议至此也宣告终止。
会谈结果：因中共单方面中止而宣告结束，而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会后中共准备发起全面叛乱。
第七次国共和谈（重庆谈判）：(时间大略为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在即，苏俄派大量军队占领东北准备扶植中共夺权，共军统帅朱德违抗国府命令发出命令让共军配合苏俄进入中国备战。8月14日国民政府被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为免战后局势失控，致电毛泽东前来重庆共商国事，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准备调停双方进行谈判，因此拉开重庆谈判之序幕。之后于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与中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展开和谈。
会谈期间中共表示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及军队国家化，但又拒绝交出军队，又坚持要国民政府承认中共解放区的主权，还要求共产党人出任山西、山东等五省主席及六个省的副主席，四个特别市副市长职位…。但是这几点直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于是谈判暂时陷入僵局，中共仅同意名义上的建国方针，但对于共党的军队和政权两项绝不放弃，经过43天双方进行了多次讨论及正式的五次会谈，仅能整理有共识的部分作为纪要，最后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内容仅是一些双方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对日受降等五大问题的些许共识，严格的说仅是一个“意向书”或者会议记录。
在会议结束后隔日，10月11日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离开前在欢送会他对在场与会人士表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返回延安之后毛泽东招集干部说明: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内战不可避免！之后又补充说道:与国民党的谈和是迫于目前形势:敌强我弱，需要的是争取时间博取国际同情。和国民党的斗争是长期的，战争无可避免，打垮国民党才是最后目的⋯⋯
10月20日共军持续于苏北、鲁南等五个地区袭击国军，一周后又大肆破坏已修复的平汉铁路，11月共军将领贺龙进攻大同归绥。
结果：仅暂时签订意向书《双十协定》，但毛泽东单方破坏协议，国共双方仍冲突不断。
第八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45年1月至2月期间)
《双十协定》后中共仍持续扩大在全国各地的叛乱，同时鼓动利用民盟及学生发起学潮，要求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
这时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盟邦美国决定调处国共之争，当时美国政界普遍受共党宣传的影响认为共党仅是一个改革派政党，1944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上将担任特使至中国调解国共争端。
于是在1945年1至2月期间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与马歇尔连续举行六次会议，最后签署停战协议，发布至国共双方军队各级指挥官，之后又再度进行政治协商及军事小组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队改组等六项协议方案。
至此大部分的人们认为战后国共冲突就可避免，马歇尔也感觉自己使命已达，准备于三月返回美国述职，临行前马歇尔又受到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并对其承诺愿贯彻与国府签署的各项协议。
就在马歇尔返回美国后毛泽东立即命林彪率三十万共军进入东北接受苏俄的军事训练及武装，同时破坏国军队东北的接收。这时周恩来也立即推翻与马歇尔、张群签署的一切协议，在东北的共军对国军发动全面的攻势， 1945年4月马歇尔将军再次回到中国时情势已极度恶化，中共持续于东北全面发动攻势，对承诺的协议一概推翻。但此时的共军遇上战功卓著孙立人将军率领新一军的迎头痛击，其主力在孙立人的连续攻势下已丧失大部分战力，部队准备向北退至佳木斯，战败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此时有了转机，马歇尔将军以美援作为要胁，要求国军立即停战与共军谈判，国民政府只得于6月6日再度下令停战，孙立人将军遭解除兵权，国军士气因此遭到重大挫折，共军反而得到喘息机会。
不久后整补完的共军再度发起攻势，并且在舆论上发起反美运动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但马歇尔认为只要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收手，就可恢复和谈，1945年7月马歇尔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断绝一切对华援助，战局逐渐对国军不利，就这样到了1947年1月马歇尔返美发表条停失败之声明：将责任归咎于国共双方不愿妥协之份子，但对国府责难较多，而他在华建立的调处行动小组也宣告解散，第八次国共和谈也因此结束。
结果：谈判破裂，国共双方仍冲突不断，中共成功发起反美运动。又成功让马歇尔特使偏袒中共断绝美援，种下日后中共成功夺取政权的祸根。
第九次国共和谈（北平和谈）：(时间大略为1949年4月1日至20日)
1947年春季共军将领林彪在东北地区连续发动七次攻势，国军情势告急。为了强化自己实力，先后于1947年5月20日及隔年的12月与苏俄签订了《哈尔滨协定》与《哈尔滨协定》，以中国东北的采矿权、粮食以及交通、驻军等国家利益换取其军事物资的资源，就这样中共获得了价值34亿美元的武器并装备了11个现代化的师，而国军则失去了美军的外援，战局逐渐对共军有利，1948年时共军已控置了东北及大部分的华北、华中地区。
依战略情势而论若当时国民政府能上下一心抵抗中共，凭着上百万的军队以及南方的资源局势尚能挽救，但是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对中共仍尚存幻想，副总统李宗仁于1948年8月对外宣称希望恢复与中共的和谈，12月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致电本部要求停战让美苏二国联合调停，国民党内大老程潜、李济深、黄绍竑等人更进一步要求蒋介石辞职，藉以增加对中共谈判之筹码。而此时在战场上中共也于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取得了关键的胜利，国民政府只剩长江以南地区，局势逐渐难以挽回。
公元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召集各党代表及相关人士商讨对策，国府委员邵子力要求对中共无条件投降，也有50多位立法委员要求和谈，于是行政院决议派人与中共谈判，21日总统蒋介石辞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进一步着手与中共谈判。下野前蒋介石公开发表文告说道：和谈的原则是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与国体不变，并保有军队。然而随后毛泽东却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治战犯、废止宪法、改编国军、没收官僚财产等八项极为严苛的条件上进行和谈，否定蒋介石的原则。
然而总统李宗仁却于1月23日派出以邵子力为首的代表至上海与中共代表接触，期间中共摆出极高姿态，要求国民政府逮捕43名“战犯”又拒绝接见国民政府代表。在多次交涉后终于同意于4月1日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
国民政府谈判的底线是双方“划江而治”，但是中共坚持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并且威胁不论国民政府是否接受，共军都要越过长江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地并限时12日内回复。4月13日国共双方代表第一次会议开始，周恩来再增加8条24款更严苛的要求限定于5日内接受，并表示即使接受投降条约，共军仍会渡江南下。
由于中共的要求过于严苛等同无条件投降，遭行政院长孙科为首的党内大老反对，总统李宗仁感于压力过大因而致电蒋介石请求复出，4月20日国民党中央发出通告指责中共之和平条款歪曲事实超出和议原则，国共第九次谈判也因此宣告破裂，而国府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投向中共。
结果：谈判破裂，五十万共军渡过长江，最后夺取政权造成日后数亿人死亡的悲剧。
中共对和平与谈判的根本含意
总和过去与中共谈判的历史发现，中共在与实力较强的对手谈判时都会不断钻空隙，找出自己的有利点若对手相等或较弱时都会放出极高姿态，提出几乎不可接受的条件，但共同点都是绝不会信守承诺并占尽对手一切好处，国共谈判的历史也正是中共渗透国民党并夺取政权的血泪史。另一方面要了解中共的和谈策略就必须了解中共对和平与谈判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含意，简单而言：
中共字典中的和平绝非一般人心中那种与战争对立的和平状态，而是其统战策略的一种；而谈判也绝非解决彼此问题的手段，而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或者是利用谈判使敌人发生错误以利于他全盘的斗争，所以和平与谈判中共都是用来消灭对方的手段。
俄共领导人列宁在《战争与和平》文章中谈到：和平是集结实力的手段……和平是为了另一个战争的喘息。又在《我们的革命》文章中提及：和平是在力不胜敌的时候需要争取喘息的时间，那怕是一分钟的时间，争取时间聚集力量，准备下一次的斗争。而他的继任者史达林更曾说道：和平是手段，解放的革命战争才是最后目的。
关于中共所谓的谈判，蒋公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有几段独到的见解：
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和谈，不是为了达到和平的结果，而是为了达到作战的目的。
“喘息战术”是俄共惯用的一种方法，他为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只与敌人和平谈判，并可与敌人签订一个停战协定，甚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
共党这个战术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共党利用和谈与停战，来整补他的部队，准备下一次攻击，或是为了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分化敌人的同盟者，打击敌人士气，瓦解敌人内部的团结。这都是他和谈与停战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知共党的和平等同战争，谈判也绝非解决彼此问题，而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或者是利用谈判使敌人发生错误，以利于他全盘的斗争。所以若我们将中共所说的和平当作战争的结束，或把中共说的谈判当作解决问题的讨论方法都是走入了中共所预设的陷阱，这是最愚蠢而不可原谅的事。
也就是如此所以当1979年1月1日中共成功与美国建交后随即对中华民国展开所谓的和平攻势，对内外都鼓吹要与中华民国进行和谈、对话，企图瓦解全球反共人士的团结时，当年行政院长孙运璿先生就随即于1979年1月12日发表《对共匪最近各种统战活动的严正声明》强调：
相信共产党谎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惨的下场，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飘流海上的难民！
总统蒋经国也如此说道：我们政府与中国国民党的一贯政策，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共匪斗争到底，共匪为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因此国共之间，永远不会妥协，自亦永无和谈之可能。
时至今日全球面临反共大潮的当下，展望过去九次国共谈判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仍对中共心存幻想者，岂能不以过去惨痛的历史作为借鉴呢？
参考资料
◎《经验与教训 : 为何绝对不能与共匪谈判 》 新思潮出版社编 1979年1月 初版
◎《中共祸国史实年表(一)》中国大陆研究出版社编印 1975年初版
◎ 《中国近代史》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编印 黎明2000年3月 再版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