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2月15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osh Hammer撰文／原泉编译）中共高空侦察“气球”成功穿越整个北美大陆，在完成情报收集的航程后，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这一事件应该为昏庸的美国统治阶层敲响警钟。在《新闻周刊》中，保罗‧杜‧库诺伊（Paul du Quenoy）睿智地将此事与年轻的西德飞行员马蒂亚斯‧鲁斯特（Mathias Rust）驾驶小型塞斯纳飞机，于1987年成功降落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事件相提并论，那是一个类似的“无法挽回的灾难”，“一个僵化的帝国的防空系统在面对空中的外国入侵者时的无能为力。”
这种比较不留情面，但很恰当。的确，一个不同的、不那么老糊涂的总司令本应该以更迅速、更果断的方式做出反应，但事实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劲敌感到有胆量采取这样的行动。
现在摆在美国统治阶层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有谦卑的态度，清醒地承认美中关系的恶化，并为我们这个日益老化、因战争而疲惫的共和国，制定一条最能确保国家利益的前进道路。
正如索拉博‧阿赫马里（Sohrab Ahmari）在他最近为《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所述，冷战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通常分为两类：“融合主义”和“对抗主义”。但正如阿赫马里所指出的，在政治上流行的“马蹄铁理论”中，这两种关于美中关系的思想流派实际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原因很简单：“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式的经济融合主义者和“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式的外交政策对抗主义者，二者有共同的自欺欺人之处，那就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的单极时刻。
（译者注：马蹄铁理论（英语：The Horseshoe theory）是一个由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费伊提出的，描述政治上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关系的理论。其认为，极左派和极右派并非传统政治直线轴上的两个极端，反而是像马蹄铁的两个极端一般——两派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短暂存在的美国霸权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无论我们与北京政权和执政的中共有什么问题——我有很多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可否认的是，共产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令人生畏的核武库和“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巨大的全球经济影响力。这必然需要一个理智的、以“大国竞争”激发的地缘战略。正如近一年前的阿赫马里的专栏文章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让自己……接受中国持续崛起的必然性，以及类似冷战的新全球局势的回归。”
从现阶段确保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接受”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一系列切实的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强硬”，这意味着要用任何必要的合理手段消除新自由主义“融合主义者”造成的危害：尽可能地与过去短视的贸易和投资决策脱钩，让关键供应链和制造能力回流——或者至少是“接近回流”。
新自由主义者和贸易全球主义者的承诺根本没有实现：今天，北京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美国的生产能力和贸易逆差一如既往地具有毁灭性，在贫瘠的美国心脏地带，因绝望而导致的死亡人数飙升，大量芬太尼导致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现实，现在每年有超过10万美国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
全球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脱钩、回流和重新国产化。此外，为了协助削弱“一带一路”的影响，美国可以尝试与那些可能陷入北京经济掠夺的国家，达成战略性双边贸易协议。经济领域比任何其它领域，都是一个萎靡不振的美国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并让中共感到痛苦的领域，同时也支持美国自己的经济，符合国家发展主义的传统。
但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当务之急是保持清醒、现实和克制。诚然，一个比来自特拉华州的呆头呆脑的总司令更值得尊敬的总司令，会在中共的监视气球进入美国领空的那一刻将其击落。但确保美国的领土完整是一回事；试图在另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再说一次，不管这样一个大国对我们的感情有多大的伤害——完全是另一回事。
例如，尽管我们可能热切希望阻止北京吞并相对自由和经济重要的台湾——新闻提要：从单极时刻的结束中得出的一个清醒的结论是，在中国大陆以东100英里，台湾正好地处于中国更广泛的势力范围内。在这个意义上，“经济鹰派”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双重要求很好地吻合：中共对台湾施加压力的可预见性，以及它可能全面入侵和吞并该岛，应该激励美国加快其落后的半导体行业的回流和重新发展。最近通过的《芯片法案》虽然不完善，但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值得肯定的第一步（即使有些笨拙）。
美国的统治阶层经常与中共在经济上纠缠在一起，常常以不健康的渴望对待这些问题。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按照世界的现状行事，总是要容易得多。但是，如果我们那些自私自利的的精英们关心一件事，那肯定是他们自己的地位，最终是他们自己的生存。希望他们在认清中共的挑战上，能比苏联在1987年的“空中的外国入侵者”事件（即西德飞行员成功在莫斯科红场附近降落）后清醒得更快。
作者简介：
乔希‧哈默（Josh Hammer）是一名专长宪法的律师、《新闻周刊》的评论编辑，他还是BlazeTV的播客撰稿人、“第一自由研究所”（First Liberty Institute）的顾问、联合专栏作家。
原文：Assessing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py Ballo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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