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中共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

【大纪元2022年12月04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曹茶礼编译）2022年10月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1月份爆发了民众抗议活动，这种遍布全国各地的聚集性抗议是自1949年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以来前所未有的。

这并不是说，最近的抗议活动与之前的一些抗议事件或受害者的数量相当。重要的是，它们与早期爆发的抗议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我们关注的是，这是否是最终打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的浪潮，因为2022年的抗议活动比之前的更有针对性——而且有广泛的国内共识。就像伊朗同时爆发的抗议浪潮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一次”那里执政的神职人员是否也会被推翻。

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受到了关注。10月13日，一名抗议者在北京的四通桥上悬挂了要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台的横幅。这预示着习近平将在20大上获得更大独裁权力的预期将成为现实，而且他也的确获得了。“四通桥勇士”随后被逮捕并失踪。尽管如此，他依然对二十大以后的抗议浪潮起到了标志性的推动作用，11月25日开始，这些抗议活动在上海、北京、武汉和乌鲁木齐等主要城市遍地开花。

这些抗议活动也不同于过去二十年的那些抗议，甚至不同于2010年中国大陆发生的18万起孤立的抗议活动，也不同于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抗议活动。后两类抗议活动更针对地方性的问题，而其它地区的中国人就像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有《美丽新世界》）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人对现状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

2022年抗议活动的性质发生变化似乎有更具体的原因，即中共和习近平使以前面向社区为目标的抗议更趋向于实质问题：例如，住房（和储蓄）市场的萧条，以及与疫情相关的封控政策最终打破了所有的可信度。

2022年的抗议浪潮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是共产党统治73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众的普遍希望先是被提了起来，然后又被全面粉碎。社会几乎可以被无限地压制，直到希望和进步思潮深入人心。到那时，民众需求将永远超过政府的满足能力。

伊朗国王发现了这一点，当时尽管公共财富和福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到1979年，需求的增长已超过了国家满足需求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或者至少社会契约已经改变到了一个地步，它已经失去机能，必须重新建立或完全丧失。

社会契约存在于所有社会。只有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许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志——社会契约才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表达，宪法是建立在最初的人民共识基础上的，然后通过法律和社会实践加以修改。不会认错的专制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存在的，但这些都是隐晦的。在专制国家，这种隐晦的社会契约就是：民众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

鉴于专制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是单方面的，它从未得到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当被统治者察觉统治者的执行机制已经崩溃，或者缺乏意志或能力时，问题就来了。

在有以共识为驱动的宪法社会和在没有这种宪法的社会，社会契约的瓦解只在镇压反对政府的抗议的速度和力度上有所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以民主政治开始并发挥作用的社会中，人们认为社会契约已经被公众默认接受，这种社会的崩溃始于对法律和宪法的挑战，试图重构社会契约，只有当社会契约的精神本身明显遭到不可挽回的亵渎时，才会走向肢体抗议的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引爆点——统治权威（系统和/或个人）的声望不仅会恶化到受仇视的程度，还会恶化到引发愤怒和受到嘲笑的程度。2022年底，对中国大陆的许多抗议者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习近平让自己成为了所有导致社会福利崩溃的政策的罪魁祸首。这样做，他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刚刚开始看到许多间接的信息——也有零星直接的信息——表达了对习近平的嘲讽和蔑视。

正如历史上所有这样的社会崩溃，甚至所有的社会趋势一样，这一过程是由少数群体决定的。正如我几十年来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人害怕变革，为了避免变革，他们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压迫。

到11月29日，中共领导层内部清楚地认识到，要么必须在重大的象征性层面和形式上进行人群镇压，要么必须消除异议声音的焦点：主要是现在的习近平。

在20大召开前的几年里，习近平的主要职能是清除所有潜在的内部挑战者（这一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完全完成）。因此，到2022年底，中共内部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罢免习近平，让他成为公众的替罪羊，这将只剩下中共军方来完成这一任务。

但首先，是试图对整个城市进行压制，“清零”封闭——人群控制机制——正在得到最充分的测试。如前所述，实施“病毒清零”措施与新冠疫情会带来医疗资源的挤兑几乎没有关系，一切都是为了将希望、流动性和资产从社会上能威胁到习近平绝对控制权的广泛因素中清除出去。

问题是，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是否为伊朗的抗议活动提供了榜样和动力，以及／或者反之亦然。因此，中共政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土耳其（目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民主社会）的统治结构几乎同时崩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考虑到俄罗斯正处于外部力量的严厉遏制和打压之下，这一系列共鸣式的动荡将对俄罗斯的稳定和能力产生深远影响。这将大大减轻对中亚五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压力。

习近平为获得全面控制权，削弱了中共其它多个派系的权势。习的倒台可能会导致中国大陆地区突然出现权力真空。唯一能够在短期内恢复秩序的应对，将由中共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队共同实现。

必须考虑到，中国有回到20世纪的军阀主义和毛主义时代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在结构倒塌时做出草率的决定，包括试图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对于即将垮台的习近平政府来说，“加尔铁里综合症”肯定是最重要的选择，就像1982年阿根廷最后一位执政将军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中将在最后一刻做出的决定一样，他入侵并占领了英国位于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

习近平的“加尔铁里时刻”很可能包括对台湾的惩罚性侵略，即使没有任何军事上成功的真正机会。伊朗、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在较小程度上）在困境中的总统／掌权者也有类似的趋势。整个过程使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大环境变得不稳定，显然会严重扰乱全球经济。

这将对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产生直接影响。假设这种情况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出现，如果抗议活动获得势头和效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这一点也不能保证），它将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其它地方造成社会的大规模混乱，在这一点上，每个社会都应该谋求当地的遏制措施。

多年来，我一直倡导社会为后中国时代的世界做规划，但这并没有发生。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在管理上或计划上，将中国的持续发展视为一个市场和一个威胁。

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各国政府不愿去思考面对中共崩溃的危机管理问题，尽管这很必要。中共垮台后他们的反应将会非常被动。◇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和国防出版物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纪的新全面战争与恐惧大流行的导火索》（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Is the ‘Unthinkable’ Collapse of Communist China Now Thinkabl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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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