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FBI应为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负责
【大纪元2020年01月09日讯】（英文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Marc Ruskin撰写／高杉编译）上个月，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发布了一份内部调查报告，该报告由美国司法部监察长（Inspector General）负责，揭露了美国情报部门是如何在大选期间监视川普（特朗普）总统的一名竞选助手的。
这份报告可能最终会导致由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监督的一系列起诉，他任命冷静的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一位具有完美正直品格的资深美国检察官，来进一步调查监察长正在审查的事项。
听到这些调查结果，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1935年—1972年的FBI局长）一定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
就在几年前，川普总统还因为批评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情报机构而受到媒体和政客们的攻击。这似乎意味着联邦调查局的普通员工受到了批评，因此，他们的士气在下降，削弱了他们保护我们的能力。但这只是那些几乎从来都不支持联邦调查局探员和中央情报局（CIA）探员的人士的观点。
而实际上，联邦调查局的普通员工一直都明白，他们并不是总统愤怒的对象。
恰恰相反，他们知道正是联邦调查局的高层管理人员——即领导层——受到了总统的质疑。从历史上看，联邦调查局的外勤特工文化一直与高层管理人员格格不入，这被认为是进行重大调查的障碍。现在，普通民众从监察长的报告中了解到的大部分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向《外国情报监视法》法庭（FISA）提交申请时，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犯下了欺骗和滥用职权的赤裸裸的欺诈行为。
这些行为和疏漏都是在联邦调查局高层管理人员所在的胡佛大楼的混凝土墙内发生的。
监察长报告中所描述的《外国情报监听法》滥用行为既不是由联邦调查局外勤特工在其辖区实施的，也不是他们具体执行的。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公众对我们国家的执法人员（联邦调查局）的看法，也会影响后续的纠正和惩罚行动。
如果联邦调查局特工想要维持他们作为世界精英执法者的特殊地位，那么最近这些恶劣行为的责任必须明确，而且要公开地归于罪魁祸首。只有进行刑事起诉，才能为恢复该局的信誉和无可挑剔的正直声誉这一必要步骤提供帮助。
对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的报告和相关的国会证词进行仔细的分析能够表明，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绕过了相关规定，因此对《外国情报监听法》法庭犯下了欺诈罪。根据《外国情报监听法》提出申请时，作为一个理所当然和常见的做法是，在提交给上级之前，应由主要的法律顾问、联邦调查局现场办公室（Field offices）的特工律师（FBI Agent-attorneys）进行审查。
这些被称为伍兹审查（Woods Reviews）的审查工作进行得非常细致，而且经常被踢回或要求案件申请人进行修改，以及进一步提供证据支持。
关于监视川普总统当时的竞选团队成员卡特·佩奇（Carter Page）的《外国情报监听法》授权申请（理由是调查佩奇与俄罗斯情报官员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国会证词显示，授权申请在被提交之前，并没有得到当地主要的法律顾问的审查，而且唯一合乎逻辑的推断是，这种审查也从未进行过。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故意绕过了现场办公室，而且这个阴谋是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文职人员设计操作的，而不是“真正的”特工想出来的。
这一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并从整个调查项目的代号中得到了基本的确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大调查通常会被赋予一个代号。值得注意的例子有ABSCAM（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联邦腐败调查，导致一名参议员和6名国会议员以及其他官员被定罪）和MIBURN（调查三K党谋杀三名民权工作者的案件，该案在由吉恩·海克曼（Gene Hackman）和威廉·达福（Willem Dafoe）主演的电影中得到纪念）。
针对卡特·佩奇的调查项目的代号为“交叉火力飓风”（CROSSFIRE HURRICANE），这个代号有些搞笑、电影化和超戏剧化，这种代号永远不会被那些头发花白的街头特工选中或接受。
从2016年开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的证词和声明对联邦调查局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导致内部士气下降，从外部来看，也降低了联邦调查局的正直声誉。这种傲慢似乎是科米性格的一个基本方面，这确实令人震惊。
他在2019年12月15日接受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采访时的声明，主要体现了他的肆无忌惮。面对在他任内许多重复发生的、令人愤慨的行为，他表示，他为《监察长报告》证明了联邦调查局是正确的而感到欣慰。
当科米说他并不知道这项在大选期间影响了川普竞选总统的调查细节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声明是错误的。特别是考虑到前司法部长洛丽泰·林奇（Loretta Lynch）对霍洛维茨作出的声明，即在2016年3月，科米和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曾亲自告诉她，佩奇正在接受调查，他被怀疑与俄罗斯情报官员有关系。
显然，科米当时完全熟悉这个案子的细节。科米对司法部监察长的陈述进一步令他的诚实性受到质疑，他在陈述中说他不记得与林奇的谈话。他还说，他不仅没能回忆起细节，而且他也没能回忆起谈话的具体内容。
这种否认令人难以置信：这次谈话并不是关于一个相对来讲无关紧要的调查。相反，这件事具有明显的历史重要性，它涉及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总统竞选活动进行的调查，这是一项具有潜在国际影响的调查，还涉及到俄罗斯有可能进行的干预，而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对美国怀有恶意、咄咄逼人的对手。
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无法对科米的频繁失忆提出质疑，特别是关于他在所有与“交叉火力飓风”调查项目有关的事务中行使权威和判断力并产生了负面影响的话题方面。依靠法律技术手段，科米拒绝恢复他的安全许可，从而回避了质询。
但在2017年5月，当他将机密备忘录文件泄露给媒体时，他并没有担心安全保密级别法规的细节。科米的健忘不太可能会妨碍美国联邦检察官约翰·达勒姆调查期间可能出现的质询。达勒姆接受了司法部部长巴尔的任务，要彻底调查“间谍门”事件的所有方面，并遵循所有证据线索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无论这些证据指向何处。
批评总统的人指出，监察长声称没有被记录在案的调查结果表明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恶劣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监察长的工作不是对动机做出结论，也不是推测动机是否是政治或其它方面的，甚至他的错误恰恰在于暗示了关于动机的问题。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确定是否有违反刑法或司法部规定的行为，表现或不作为的工作。
监察长报告和弹劾总统
监察长报告于2019年12月9日发布。仅仅九天之后，也就是12月18日，众议院投票通过了弹劾条款，指控川普总统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由于这两项条款均未能指控出任何违反联邦法典中所列法规的行为，因此此次弹劾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此类弹劾中的第一例。
弹劾程序走出了曲折的路线，最终的根源在于民众在2016年选出了一位总统，而这位总统的执政受到了那些最强烈反对他的人的深恶痛绝。
与弹劾一样，导致《监察长报告》和“巴尔-达勒姆调查”的一系列事件也一直都同另外的一系列事件平行发生：总统竞选、总统选举和唐纳德·川普就任总统、行使总统权力，而这些都是当权派官员——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高层“深暗势力”（Deep State）成员们所憎恶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宪法制定者们构建三权分立体系的天才之处。他们明白，这三个分支中的一个或多个总是倾向于获得超越自己的权力。在过去，它曾发生过，有时是行政机构。而今天，正是立法机构和某些在联邦政府常设执法机构中身居高位的高级管理人员超越了所规定的权限。公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最终，政府的第三个部门——司法部门——将承担恢复政体平衡和功能的任务。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马克·罗斯金（Marc Ruskin）曾在联邦调查局（FBI）工作了27年，是一名资深撰稿人，也是《伪装者：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生活》（The Pretender：My Life Undercover for The FBI）一书的作者。他曾协助前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立法工作，也是纽约布鲁克林地区的助理检察官。您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他：@mhruskin。
原文 Blame for FBI’s FISA Abuse Should Be Put Where It Belongs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责任编辑：叶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