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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3日讯】作者供稿。
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被抓住后说：“是我一时疏忽，把别人的东西放在我的口袋里了。”这不是笑话，而是事实。事情不是发生在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发生在香港，盗窃者也不是市井无赖，而是社会贤达兼教授。
事情起源
不久前，我得知我与人合著的一本书被抄袭了。被抄袭的书是我和何小锋、游汉明合著的《中国的改革与工商经营》,抄袭的书是李秀恒着《21世纪中国市场》。
李秀恒先生知道抄袭被发现，先是说他的书中和我们的“雷同”，后来又一再讲是“疏忽”,“本人写论文惯用的注释形式在出版书籍时,并非最适当的做法。”李先生是博士并兼任教授,他应该懂得,无论写论文还是书籍,都不可抄袭。如果“惯用”抄袭,更是大错。是抄袭、还是“雷同”或“疏忽”？
对照他的书和我们的书,其中至少有两章，大段大段和我们的书的内容一样,连注释,图表都一样。例如,我们的书的71页:
“行业的定义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从事生产活动,如生产的工艺,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出发,来把类似的企业划归一个行业,如钢铁冶炼业。
李秀恒的书的93页:
“行业的定义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从事生产性活动(如制造的工艺,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出发,来把类似的企业划归一个行业(如钢铁冶炼业)。
从他刻意改变一些字的做法上看,抄袭是故意的。连他的出版商也指出他抄袭“事实是成立的”、是“明显的侵权。”李秀恒整章、整页的抄袭,即使列出了所抄袭的书的出处,仍然是侵权。正如中文大学刘兆佳教授指出：“即使他把这两本书列在参考书目上，这仍属抄袭行为，因李先生事先并没有得到著书作者的授权许可。”
到目前为止,李秀恒只承认抄袭了我们的《中国的改革与工商经营》和冼日明着《中国市场营销:理念与策略》。后来又查出，李秀恒还抄袭了杨灿英着《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务实》(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储小平着《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和叶孔嘉、唐代彪主编《海南现代化与台湾发展经验》(三联书店,1995)一书中文贯中的文章。李秀恒究竟抄袭了多少本书,应该对公众有一个交代。
抄袭者是否应该向公众道歉？
李先生的简历令人目眩:
“李秀恒…博士，…金宝国际集团董事长,香港经贸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多家上市公司董事;工商局贸易咨询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学术评审局青年事务委员会等多个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港事顾问,..推委会委员,…获特首颁发铜紫荆星章….”以及多个兼职教授,专栏作家,电视主持人。
李秀恒不仅经商，而且从政，现在又要通过抄袭变成学者。
事出之后，一些人，甚至是被抄袭的受害者，劝我不要公开此事，和他“私了”。我对李秀恒先生素不相识,对他也毫无成见或恩怨。对他本人,我完全可以原谅,他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在商学院教书,非常尊敬成功的商人。
但是李先生的做为,不是私事,出版书,叫“publish”,是给“public”公众看的.他欺骗了公众,应该在公众面前纠正。
事有凑巧,我收到一份中文大学的出版物,《大学广场》,第78期中专门报道了“李秀恒博士讲座”。李秀恒讲,香港同学到大陆工作的优势是“香港人的诚信较受信赖”。同时李先生告诫同学“不少人说话动听,但言行并不一致,同学必须小心。”
如果这些同学知道李秀恒剽窃,他们会怎么想?更重要的是，李秀恒是公众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大学拨款委员会等许多公职。若我们和李秀恒先生私了,李先生就会象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继续担任这些公职,到处教导学生,讲“诚信”。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帮助他骗人，就等于告诉社会,有剽窃行为无所谓,这样的人可以继续当香港青年的模范,可以代表港人在中央政府参政议政、制定政策.。这样做，对不起香港的公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自己的学术研究。
香港和大陆对抄袭的态度
大陆最近揭露了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这类事情在冒假成风的大陆，本应不算什么，但却在大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上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王铭铭也因此被停职。而将王铭铭的事情公之于众的王晓生，最近在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3月)发表文章,讲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原因。他“曾把王铭铭当偶像”，发现王铭铭抄袭后，王晓生说：
“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也感到彻底的失望。不，是绝望!不仅是对我曾经仰望的王铭铭教授，而且包括所有我崇拜的学者，甚至所有在学术界吃饭的人。”
当时有人反对媒体讨论此事，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在学术圈内解决。王晓生说，判断是否抄袭，可能是学术问题；“但如果可以肯定是抄袭，那么就不是学术问题了，而与道德相关了。道德是大众的事情，你可以要求别人，别人也可以监督你。”
香港的媒体常常批评大陆道德水平低下，但现在看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大陆的是非善恶是清楚的。
悲观的朋友告诉我,公开批评抄袭没有用,人家会骂你。而抄袭者各种“委员”照当不误，结果是你李少民倒霉。果然，我公开批评之后，连另一位被剽窃者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他不仅替剽窃者开脱,甚至还说我要向李秀恒“过百万”的钱,让李秀恒“倾家荡产”。于是给盗窃者打圆场成了美德,而对盗窃行为进行谴责却成了恶行。难道香港的道德水平就是这么高,人们心安理得的由剽窃别人作品的人来为我们选择特首、决定大学的发展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仅是我倒霉,而是香港公众倒霉了。
香港学术界的道德水平
更倒霉的恐怕是香港学术界。
学者与商人和政府官员不同的是,学者不去经商赚钱,也没有政治权力,只有做学术研究.学术成果是学者的心血结晶。剽窃学者的学术成果,就是对学者最严重的侵犯。
有两位被李秀恒剽窃的香港学者，不仅不谴责剽窃，反而替他开脱，说“他是无心作错，不是故意的”。“无人够胆抄袭这么多的内容,好明显是李秀恒下属在收集资料时出错”。“他始终是商人一名,不是做惯学问的人。”抄袭只是“疏忽”。
商人抄袭没有什么，若再多抄些就更好了，因为没有人敢如此抄袭，那更是“疏忽”了。这是给所有正直的商人摸黑。李秀恒有博士学位，身兼中文大学等至少4所大学教授。他如此“够胆”的抄袭行为，可以说是向香港的道德挑战，是在玩弄学术界。十年寒窗有什么用？一抄就搞掂。被揭露出来又怎么样？到头来有些被抄袭的学者还不是得为他开脱？
和商业和政界相比，学术界相对是块净土。但现在我们视为神圣的学问可以被人随便剽窃，而有些被剽窃者不但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反而替剽窃者辩护。我把这讲给一位同事，他毫不奇怪地说：“This is Hong Kong!”香港的学术界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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