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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日讯】最近几年，江泽民以为坐稳“皇位”，大权在握，“权威”独具，因而在一些佞臣的吹捧下，搞起“个人崇拜”来。
但是，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只要留心大陆时事，就会发现，大陆媒体在吹捧江泽民的同时，在一些比较开放的媒体上，有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暗流。
*中国不需要权威
凌志军是九八年的畅销书《交锋》的作者之一，因《交锋》一书曾被左派告上法庭。二OO二年《南风窗》第一期发表了凌的《“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邓小平南巡十周年纪念》，凌说：“‘后伟人时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个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
此段意思是，中国社会靠的仍然是邓小平的影响。凌志军说这十年的第二个特征是没有权威，“中国不再需要权威”，把矛头指向努力建立“权威”的江泽民。
*江不是伟人
凌说：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是有条件的。有如他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的，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后继者听的。他的想法，无疑是要中国在他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走下去。倘若真的能够如此，那么，中国的政坛上有他没他都是一样。但若出现偏离这条道路的征兆，那就要出来说一说，这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他的南巡讲话的背景。直到多年以后，党内一位很高层的理论家还对我谈起这件事。“为甚幺小平同志要讲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呢?”他自问自答道：“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动摇的现象。”
江泽民只有萧规曹随，老老实实照邓小平的路线办就够了。江并不是伟人，没有自己的东西。此段话的最后还故意揭了一下江泽民九二年“动摇”的老底。
同期另一篇署名钟伟的文章则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告别了个人崇拜，一九九二年我们告别了计划崇拜，而二OO一年我们告别了所有制崇拜。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人民确实被“解放”了。但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不啻是对共产制度的哀鸣!
*借古颂今吹捧“开明皇帝”
为了搞个人崇拜，江泽民及其佞臣在中国荧幕上大演清宫戏，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鼓吹“开明专政”，称康、雍、干为“明君”，借古颂今，往江泽民脸上贴金。
*团派媒体说“不”
江泽民及其佞臣吹捧皇帝，但有人也敢于说“不”。在一片“清宫热”中，胡锦涛团派系统控制的传媒及沿海开放省市的媒体，却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历史学家秦晖九九年就在团派控制的《中国青年报》上非议《雍正王朝》。他在《南方周末》二OO二年一月十日又发表文章说：
而《雍正王朝》就不同了：它倒是超越了一般帝王剧：嫌一般帝王（甚至也包括历史上的“真雍正”）还专制得不够，没有把言官谏臣斩尽杀绝，使“天下读书人”还得以乱说乱动，做东林、海瑞式的清流之梦。它颠倒黑白地把专制制度下的腐败说成是由于舆论大宽松，“清流”、“清议”大多，公然主张依靠家奴、酷吏来消灭清流、清议。它沿袭、发扬“文革”式的“法家史观”，追求一种比儒家传统更坏的极端专制。它仇视儒家传统中到明清时本来已经所剩无几的“从道不从君”的清介之气，几乎是赤裸裸地提倡趋炎附势的家奴哲学（传统伦理至少表面上还是不屑于此的）。而这一切它又是以伪造“历史”来故作严肃地“证明”的。
*不惜篡改历史黔驴技穷
团派控制的《北京青年报》也发表了魏文彪的文章，文章说：
在帝制被推翻了这么多年，埋在地下的封建帝王们绝想不列，现在竟还会有人在极力为他们辩护、翻案!现在的电视荧屏上，经常可见到男人头上拖着长辫子，“万岁”“奴才”之声不绝于耳，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这真要使人生出“彷佛时间的流逝独与中国人无关”、“中国每进一小步都要花比异邦多得多的时间”之慨叹。可能不会再有名义上的皇帝君临天下了，但精神上的皇权复辟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江泽民的佞臣为了借古颂今，竞不惜篡改和伪造历史，结果惹来一片骂声。
四川清史专家王钢等人指出，《康熙帝国》中“清兵攻入大明皇宫”等七处篡改历史。《广州日报》的宋其蕤也指出该剧的另六处错误。福建的郑成功、李光地后人对剧作者胡编乱造丑化他们的先人表示愤慨。清军攻入台湾郑经已死，剧中却篡改为清军攻入台湾郑经自杀。郑氏后人指郑经和施琅失和纯属“关公战秦琼”。李光地后人也指剧作者杜撰李光地历史，把李刻划成一个“心地狠毒”之人，与历史不符。他们还表示会采取法律行动，起诉这些御用文人。
*朱胡联手丁关根失势
为甚么在江泽民一手遮天之下仍有那么多“不”字?
朱熔基、胡锦涛都出身于清华大学。朱被视为“上海帮”，但朱最近有一小动作表明自己是“清华帮”。二OO一年夏，朱熔基将游湖南老家的一首诗寄给《中华诗词》发表，诗定写在清华大学的信笺上的。朱、胡已呈结盟之势。
二OO二年一月十日，中共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胡锦涛出席了会议并为会议定调(二OO一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是由江泽民主导并发表讲话的）。胡对江泽民“马仔”丁关根控制下的宣传现状表示不满，他批评电视节目和报章经常出现八股式的冗长内容以及列出一大串官员名单，要求“改正文风”。胡有的放矢地说：“写文章、搞报章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明、言简意赅。”并要把二OO二年作为“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
朱熔基和胡锦涛互相呼应。他最近在新华社视察时，要求“忠实记录历史，不懈传播真理，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如实反映人民愿望”。
最近大陆媒体披露，朱熔基在贵州考察时提到南丹矿难“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联系到年前朱视察中央电视台，接见“焦点访谈”人员，鼓励他们揭丑，可见朱胡近年越来越争取在宣传媒体工作方面的发言权，而且初见成效。
朱、胡联手，使丁关根有所节制，因而才有媒体上那么多反“个人迷信”、反封建的东西。
摘自2002年3月香港前哨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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