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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靖香港报道/三月二十八日，政制事务局局长孙明扬出席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时表示：四月中政府会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主要官员问责制具体建议。政府政制事务局未来几个月，会统筹各项落实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准备工作，包括草拟聘任合约、薪金制度、聘用条件及工作行为守则。
实施高官问责制在香港极富争议。香港社会广泛议论“高官问责制”，即北京对董建华的“钦点”连任后，又“建议”董建华以高薪聘用问责制下委任部长官员，还有将会修改的制定财政预算案方式。香港社会人心浮动，种种迹象，北京是有决心将香港尽快“一国一制”。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形容高官问责制为傀儡官员之延续。
设“扫雷组”排港英“地雷”
为配合董建华“问责制”产生，中方媒体配合舆论攻势，强调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款赋予行政长官任免高级官员的职权，即“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员：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官员职务”。北京强调，行政长官是有足够权力筹组自己的班底的，但特区成立之初，为“稳定过渡”，对港英政府公务员系统(包括高官)原封不动地全单照收，虽然行政长官可以调他们的职，但却无法大规模在公务员系统之外招揽治港人才。问责制的建立，无疑让行政长官更易于筹组治港班底，有利提高行政效率。
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委任一批部级高官，协助陈方安生管理香港十八万公务员队伍。为控制局面，中共在接管之时没有将这批部级官员换掉。五年过去了。近来，香港亲中媒体指很多港英高官是“地雷”，目前要开始设立“扫雷组”，排除“障碍”。董建华连任后，急切要办的就是设立“问责制”，强化他个人领导，排除香港公务员“中立性”的传统运作模式。
中立性是港公务员传统美德
香港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理论上都是“打工仔”，都秉承政治中立原则，其特性是根据行政局、立法局指示，按既定政策行事。
在高官问责制度下，香港的高官都要听命于董建华，理论上董建华最终要为任何政策上的失误，付上责任，在一个自由社会气氛下，市民可以透过选举方式，选贤以能。但由于北京无意鼓励香港推行特首直选，董建华今次的连任，更被评为“小圈子选举”，是北京当局的“钦点”，所以最终，特首并不是向市民问责，而是向北京当局问责。
保持中立性一直是香港公务员的传统美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就如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有一次就公务员和高官问责制，发表演讲时称“这种公开公正、不偏不倚、无私无畏的服务精神，可以使社会大众不受个人私心及摇摆不定的决策影响。同时，也可避免在施政方面受政治喜好或特殊利益左右”。
聘任政治问责官员年薪四百万
可是在高官问责制度下所产生的部长级官员，和行政长官都是有政治立场，据初步订定，聘任政治问责的部长级官员年薪为四百万，该等政治任命的高官薪酬较现有高官高出一倍，月薪更是初级公务员近三年薪金，但最大挑战是会随时因“被炒”。在这种优厚条件下，为明哲保身，这些问责局长们，对行政长官言听计从，并不以为奇。
另外，财政司司长梁锦松透露，制定财政预算方案的工作，将会由特首、政务司司长及财政司司长与问责局长自行商讨。而且，政府可能会采用Zerobasebudget（白纸预算案）方式，要求各问责局长每年重新计算政府开支，中央不保证每年开支不变，日后问责局长要自行制订所属政策范畴预算，部门之间要互相兢争，并说服特首接受，否则该问责局长取得拨款有可能较上年少，到时他们要自行想办法解决。很明显，这些安排更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到行政长官的身上，这样可能导致问责局长们，为了争取拨款，唯有听命于特首，而部门所得的每年拨款亦未必是实际需要的反映。到时直接受害的就是黎民百姓。
“问责制”破坏香港法治精神
一国两制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对法治精神的维护，高官问责制一旦推行，香港的法治精神将无存，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人专政”的局面，与北京当局互相呼应。信报在三月二十日的社评中写道，在高官只向特首一人负责的情况下，毫无制衡。绝对集中权力于一身的政治，便是产生的温床，逼使高官非得向权力的来源──特首表忠的日子为期就不远了。
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形容高官问责为傀儡官员的延续。郑正在争呜月刊去年十一月说，“高官问责制”是派给港人的“迷魂药”！评论说，施政报告中在这方面故弄玄虚，企图偷梁换柱，对香港的政治架构上下其手，把港人要求的高官（包括特首在内）向六百万港人负责的“问责制”，变成高官向董建华一人负责的“问责制”，以达到将“一国两制”向“一国一制”并轨的目的。
在高官问责制之下，基本法仍然存在，北京当局亦未有正面干涉香港的行政，或派出大量军队进驻香港，但一招摇远操控傀儡行政长官及“唯命是从”的高官，便轻描淡写地把一国两制的精神打得落花流水。(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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