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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璞华编译/金融时报10月28日起分五部分连载了“中国的未来”一文﹐对中国的前景及面对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下是第三部分。
郭辉在中部省份河南的贫困家乡名叫永丰﹐意思是“永远丰饶” 。但这位63 岁的农民实在是太厌倦了﹐都不想提到这名字所包含的讽刺意味。
他贫瘠的一公顷土地收成微薄。夏天有伏旱; 每隔几年蝗群总会到来, 他的儿子又去了工厂。
但这些困难和他从那些本来应该是帮助他的地方管理官员处受到的对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他和妻子每年要从卖庄稼挣得的2千人民币(相当于242美元)里面向地方官员支付令人瞠目的各种税费。
税分三种: 村庄维护税, 公共开支税, 和支付地方共产干部的管理税。然后有五种费: 一是村里孩子的教育费, 一是地方慈善事业费, 一是地方民兵训练费, 一是道路整修费﹐再加上计划生育费。
据郭先生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农业税”﹑”水税” 和”教育筹款税”﹐最后还有征集所有这些税费的服务费。
郭先生说﹕”在支付所有这些费后, 我什么也没有了﹐一点收入都没有了。” 他听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国际竞争可能会使他遭受损失﹐但他并不关心这些。他反问道﹕” 还能坏到哪里去呢?”
中国农业部门象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巨大和多样。许多地区的情况比永丰要好一些﹐但郭先生的情况绝不是异乎寻常的。困扰着涉及9亿多农民的农村经济问题被北京政府认作是这个国家最为紧迫和棘手的问题。
大部分农村经济都受到了二十年的经济改革的冲击。当沿海城市制造业景气时﹐宝贵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从内地的村镇流走以获得较好的回报。内地和中国西部的人们经常说: “所有的孔雀都往沿海飞走了﹐留下的只是些麻雀了。”
虽然北京极力声称农民的收入近年来在增加﹐实际情况看起来恰好相反。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西文等资深专家证实从实地收集的证据表明: 农民从1998 年到2001 年平均收入在下降。
同时﹐在40 年的下降之后婴儿死亡率重新攀升。大约3千万孩子从未上过学并且每年有4百万学生退学。大约1亿2千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并且此数字还在增加。结核病和爱滋病等传染病正在扩散。
中国农村的衰落有几个原因﹐但象许多其它现代问题一样﹐统治的危机是这个征候的病根。
象郭先生一样的农民不得不支付无尽的苛捐杂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各地的村镇管理机构由于过去几年间地方企业的失败而陷入深深的债务中。
乡镇企业从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初期发展迅速﹐随着90 年代初期沿海城市充满活力的新公司壮大起来并开始部署全国性的销售网络﹐乡镇企业在竞争中逐渐地败下阵来。
郭凤莲是 60 和70 年代的一位革命英雄﹐她现在在陕西省的穷乡僻壤经营三家乡镇企业。她说她的羊毛服装品牌不可能和上海生产的时兴产品竞争。
她说﹕”他们有资金﹑设计﹑营销方法和管理技巧。我们应该专攻农业处理。”
但问题是当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大多数乡镇企业属于这一类- 失败了之后﹐通常是当地人口不得不为其还债。
根据最近一份政府内部文件, 农村机构的债务可能达到6千亿人民币 – 超过中国中央政府年度税收的三分之一。
但农民的负担还不仅于此。根据这份内部文件﹐农夫还得支付2千5百万县镇干部每年估计达2千5百亿人民币的薪水和行政开支, 以及约3千万村干部1千亿人民币左右的支出。
除此之外﹐5万个小镇经营着几百万家企业﹐其中许多需要周期性的投入现金。因为镇政府控制着税收﹑预算﹑警察部队和法律机构﹐他们在压榨人民筹集资金时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
使情况更复杂的是﹐地方干部被提拔的标准是工农业生产增长了多少。这也刺激着他们去弄虚做假。
在中部的湖北省丹江口﹐官员夸大了几倍地方的生产数字﹐但这样他们就得提高税收以和这个假数字吻合。
乡镇企业的衰落﹑农夫收入的减少和地方官僚主义者贪婪的习性给作为村镇主要资本来源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但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中国的摇摇欲堕的财政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估计其一半的贷款属于坏帐﹐导致很多合作社破产﹐而其它剩下的也愈来愈不愿放贷。
这带来的广大冲击几乎是难以描述的: 据北京福特基金会主任﹑农村信用合作社专家安德鲁 华森说﹐中国的4万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着百分之80 的农民信贷和约百分之70的乡镇企业贷款。
中国加入WTO 预计不会改进农村的生活水平。占世界人口百分之22的人们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7﹐因此毫不奇怪大多数中国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并不比郭先生的一公顷大多少。
当然这些土地同时也是产量很少的。包括小麦﹑大麦﹑玉米﹑大豆和稻米在内的中国农产品在国内的价格都在国际市场价格之上。当进口关税根据WTO 协议调低之后﹐象大豆之类的一些产品进口预计将大量增加。
中国正在加剧的农村问题有很大的长期影响。潜伏的严重不安情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不满农民的暴乱越来越频﹑越来越严重。目前贫富的差距比1949 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还要悬殊﹐预示未来几年里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将持续衰弱。
如果当前的这些趋势由于加入WTO 而加速的话, 目前从事土地工作的4亿人中有2亿可能会开始寻找城市就业机会, 给中国作为全球性制造业中心的发展提供几乎是无穷的廉价劳力﹐但同时也使失业加剧。
乡村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福利救济费用目前都直接来自地方政府﹐而乡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解体会给北京更大的压力从其财政资源中负担更多的农村包袱。但北京不可能承担得了这样的负担–其国内债务加上诸如未支付的城市退休金和国家银行中的呆账之类的意外责任风险已经大约相当于整个的国民生产总值。
但当去年为一个月12美元而装配烟花的40 名小孩在一所农村学校的爆炸中丧生时﹐ 它给了起初是通过农民暴乱而获得政权的这个政府一个强有力的警讯。同样, 北京必须关注在数百河南村庄里由于重复使用被感染的捐血而导致的爱滋病和HIV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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