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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2日讯】江泽民和朱镕基有很多分歧，尤其是在改革方面，朱□基要更积极一些，而江泽民则是步步为营，能拖就拖，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不过，在改革的策略方面，江泽民和朱镕基也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反对地方分权，反对地方主动对基本制度作大胆改革的尝试。这是江朱时代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最大的不同。
在形势的压力下，江朱都必须继续推进改革，但是，在集权的模式下改革，决策者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层次的问题。中国大陆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于许多国家之间的差距，用同样的步调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其实是不可能的。集权改革需要的信息太多，而齐步走的风险又太大。这几年，朱□基的集权改革其实已经出了很多问题。有些领域的改革，比如金融，外行人不大容易看出纰漏，但有些改革，比如粮政改革和农税改革，明显成了笑话。粮改一例，突显了集权改革的风险。朱□基不分青红皂白，搞统一的保护价收购，结果使财政付出几千亿元的代价，农民并未得到实惠。农村税费改革则突显了中央决策者信息不足。直到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开，朱□基才发现，改革后农村的义务教育没有人买单，于是只好紧急□车。为什□会出这□大的笑话呢？因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听到下面真实的声音。既然你中央领导都说这样好，谁还敢说不同意见呢？
土地制度的改革，利害关系十分重大，江朱顾虑重重，一拖再拖，直到下台前夕才拍板。这样出台的改革政策，最可能发生的问题是难以实施，因为决策者只顾自己的名声，而无须顾及是否可行。
从国内的报导来看，土地承包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不允许以集体的名义随意收回农民承包的土地，近似于给了农民永佃权，并且允许农民转让承包权。有批评者说这一步还是意犹未尽，问题是，就连这一步，实施起来还是难上加难。
了解大陆农村的人都知道，许多村庄的土地被分割得十分破碎。这是因为土地的质量差别很大，为了作到权益平等，只好每块土地都分给多户。用农民的说法是”见地分一垄”。这样破碎的土地分配，一旦实现了永佃权，农民自然希望通过交易实现比较连片的经营。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件事呢？如果是通过村政权，有没有足够的法律权威来主持或保护这样的交易，如果村的法律权威不够，那□大量小规模的土地交易都要通过更高级的政权或法律机构，是否可行。而且，既然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村一级政权到底要在土地承包权的交易中扮演什□角色？这些都是新法律面临的十分尴尬和棘手的问题。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不干脆把土地私有呢？问题正如一些人指出的，土地私有虽然不可避免，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马上可以行得通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土地私有的条件早就成熟了，即使是现在的土地承包法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也是巨大的制约。可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内地，由于人口密度过高，特别是其它就业机会又太少，土地私有化不但解决不了什□问题，还要带来许多问题。这就是为什□熟知农村情况的李昌平要反对土地私有化。李昌平认为，即便是让农民投票，多数人恐怕都会反对土地私有。
大陆改革土地制度所面临的这种左右为难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不是土地制度本身如何设计的问题，而是集权的改革方式找不到可行的改革路径。这个问题不仅对土地制度是如此，对大陆其它重大制度的改革也是这样。
比如大陆的金融体制改革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大陆垂直的国有银行系统，与地方政府陷入了两败俱伤的游戏。从地方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发展地方经济，必须千方百计帮助地方企业从银行得到更多的信贷资源，即使用欺骗的手段也在所不惜，道理很简单”银行是中央的，企业是地方的”，帮助企业就是帮助自己，而亏了银行却没有关系。正因为知道地方的这种态度，大陆的国有银行不得不处处防范，不敢放贷。这种情况是导致许多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萎缩的重要原因。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打破国家对银行的垄断，发展地方的和民营的银行机构。但是，如果大家都搞，大陆当局现有的监管能力严重不足，又面临着金融失控的巨大风险。于是，在集权的思维下，也只好对银行改革一拖再拖。大陆金融改革的迟滞，也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迟滞一样，对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长期影响。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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