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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觋”在现代人的概念中是充满神秘的，也有把他们视为迷信、无知、可笑、不科学的代名词。但追溯人类的历史，从有记载以来，都可以看到各地都有类似的记载，如古埃及或希腊的祭司等。如果我们追溯这个辞汇产生的历史，或许在我们妄下论断之前，可以有一个对于其缘由的理解。
巫觋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刚开始的时候就已出现，而且是“道德高尚之民”的称谓。
巫觋—有德之士
黄帝、炎帝之前，也就是约4690年前的石器时代，对于人民的治理，圣人都以道德教化的方式；而处在民与圣人之间的，就是巫觋。《国语．楚语》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慧上下比意，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砌听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可见，巫觋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他们可以达到心态纯正、没有杂念的境界，也就是“不携贰者”。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巫觋“智慧上下比意，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砌听之。”然而拥有这种智、圣、明、聪的巫觋也自然神通俱足，也就是“明神降之”。
之后，因为人类道德开始败坏，所以到了黄帝、炎帝时期，也就是约4690年前到4510年前这段时间，出现了“九黎乱德，民神杂糅”的现象，也就是由于蚩尤的作乱，打乱了人们的正信，使人开始了对于享乐的追求。由于受到这些私心的影响，巫觋也渐渐地不能做到“不携贰”，从而变成“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待到帝颛顼“绝地天通”之后，巫觋也就没有了“明神降之”的神通，从而成为以占卜为业的占卜之人。但因为人们仍是非常相信神的存在，人们都是以天意行事，所以即使如此，巫觋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是除了帝王这些有德的圣人之外最受尊敬的人。这样的情况从帝俊一直延续到帝舜、大禹时代，约经历了400多年。
“民神杂糅”后的沉沦
到夏朝的“家天下”时期，也就是约4000年前，巫觋的身份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此时，巫觋已经被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除了需要继续原来的占卜以识天意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制定以部落利益为核心的夏礼，并且作为维护和执行这些仪规的负责人。这时候的巫觋，已经完全不能够做到“不携贰”了，也已经失去原来作为巫觋应有的道德和心性，逐渐沦为“家天下”的工具。到商朝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巫觋在国家已经具有明确的官职。而在商的末期和西周，也就是约3000年前，巫觋已经完全邪变，出现了杀生供牲。
杀生供牲的出现与普及，表明人们已经没有了正信，所以人便开始无度的作恶，面临被神毁灭的边缘。此时，如果没有觉者下世度人和使人类道德回升，整个社会便将被神毁灭。所以在春秋时期，就有老子下世度人，和孔子教导人们为人之道，使人心回升。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造成这种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民神杂糅”，也就是侍奉神只之人利用其地位混于红尘俗事之中，“民”与“神”被混乱了。面对这种情形，孔子与老子在春秋时期把这两者分开：老子教导人们如何修炼，从于神；孔子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从于人。所以孔子教人要敬鬼神而远之；而老子要无为，不理人事。那么，在孔子的影响下，巫觋就失去了教导人们信仰神只的职责，而成为从事于礼节和祭祀等的官员。此时巫觋的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只是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此时正是中国文明历史发展的中间，也就是在2500年前。
巫觋在世俗地位的衰落
因为人的私心和道德的沉沦，这种附属地位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削弱，在秦朝时就已经很明显了，如方士就代替了巫觋在祭祀方面的位置。随后，那些被政权利用的佛教人士也逐渐取代了巫觋的政治地位，如后赵佛图澄，以及宋文帝时具有“黑衣宰相”之称的慧琳的参与朝政都削弱了巫觋在朝政方面的作用。在这样的不断变换和人们观念的变异之下，巫觋也慢慢地失去其原来的意义，这个概念也被分裂了。
经过了约2000年，这种变化延续到清朝时期时，巫觋已经基本失去了在国家中的位置，而流落为民间的小能小术。
之后，到了中共时期，因为受到现代科学观念的传入和马克思无神论思想在中国的绝对统治，从而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流落到民间的巫觋也被打入社会的最低层，成为“巫婆、神棍”。
在今天，“巫婆、神棍”这个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打击有神论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当然，不排除有许多邪的东西也以“巫觋”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从前面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人类观念变异的结果。
巫觋从一个对“不携贰者”的有德之士的尊称，经过约5000年的发展，最后竟成了“巫婆、神棍”，这种结果实在令人蹉叹：这种变异观念居然可以把一个备受人们尊敬的有德之士变成了受人嘲笑的“巫婆、神棍”。然而这样的变化与巫觋自身随历史洪流的堕落也脱不了关系。
(摘录自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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