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的诡计（下）：本性难移

【大纪元2019年06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新报导）作为中共智囊，王沪宁最早获得了改革派人物赵紫阳的欣赏，继而受“贪腐治国”的江泽民所重用，再又获得胡锦涛收编。时至今日，王又可“春风满面”，在多个会议上，以中共常委身份贴着习近平而坐，其逢迎、“变色”技术，在中共历史上当无第二人。

王沪宁擅长转换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想法。他能把那些想法，用中共内部的那一套语言表达出来，最终变成政策。有媒体曾一针见血，指王沪宁的角色准确地说应该是领导人的“政治化妆师”，而且是“专责推销伪劣政治假货的政治化妆师”。

王沪宁还能准确揣测当下中共总书记的心态，然后有效地提出令总书记们均能接受的政策建议，以换取最大的既得利益。其搞出的政策、理念前后矛盾，甚至后人对其会有多么负面的评价，王似不介意。

王沪宁靠江上位 在赵紫阳掌权时大谈“宪政民主”

1986年的王沪宁，其政治主张与现在的“习思想”几乎南辕北辙，有很多呼吁改革的观点在内。而当时中共总书记是赵紫阳，是属于中共改革派的人物。

王沪宁于1986年撰写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文章中 ，不仅否定毛泽东，还公然称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文革”整死2000万人，并直白地称“有朋友说，如果我们有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民主宪政就好了……”

王沪宁还在文章中称“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

当时王沪宁的不少观点，已引起邓小平和赵紫阳注意，并在赵的讲话和文件中出现。王沪宁也成了当时《半月谈》 等时事杂志的封面人物，引起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主管文宣的曾庆红的注意。

也因为当时王的文章批毛，至今王仍被“乌有之乡”毛左们定为“反毛分子”。

到了“六四”时期，尤其是1989年中共《四二六社论》出台后，王沪宁走向学生运动的反面。

1989年4月，上海受到北京学生抗议的影响，复旦校园也出现绝食、演讲、游行。参加抗议的年轻教职工寻找资深教授们签请愿信。他们找王沪宁签名，但是他不肯。相反，王沪宁在一份反对抗议的文件上签名。

《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曾对大纪元说：“他将他的政治态度展示得更明确了——他不支持学生运动。”

1989年，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集上海学者开会。大多数与会者发声反对打压导报，但是王沪宁公开支持打压。他的表现得到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赏识。

江泽民在1989年成为中共总书记后，王沪宁第一篇文章就提到“强化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必要”。之后，王的文章又指，“发展民主政治不能超越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要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

王的这些说法，甚符合刚掌控中共权力的江泽民胃口，有的还被江用来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

1995年，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王沪宁被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滕文生的手下工作。江泽民把王沪宁接到北京后，传出江对王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从中可见江泽民及其派系成员对王的看重。

王沪宁投江泽民所好 炮制出“三个代表”

江泽民掌权初期，中国大陆内外大环境都对中共很不利。1989年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使得中共在理论宣传上失去了依据；1989年对“六四”和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使得中国社会人心涣散；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中共开始集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大规模腐败潮已初步显现。

王沪宁也看到，中共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上，以维持统治合法性。再加上王沪宁对江本人喜好的揣摩，在2000年后帮江炮制了“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中，中共所谓“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意味着资本家可以入党，中共党员可以成为大富翁，正好符合江泽民“闷声大发财”的想法；既然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从此后，中国还需要什么政治体制改革、选举、政党轮替呢？这等于是帮江泽民解决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但是王沪宁的这个“三个代表”，与中共的原教旨矛盾，也让江一度在中共内部遭到很大压力。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而江同意让资产阶级入党，等于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共的性质。

随着中共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加上中共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使得各级官员都拼了命发展GDP，以达到贪腐和捞钱的目的，也使得中国经济一度呈现爆炸式发展。

现在海外学者在反思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弊端的时候，用了“低人权、低环境、低道德”三个词来形容。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反贪运动抓了几百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中共贪腐高官就从“三个代表”出台算起，直到后面几十年，数量如此之多因为中共规定党员可以是大富翁，而且江泽民家族还带头贪腐，做出榜样来放任贪腐。用西方媒体的话来说，中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对立严重、腐败大潮难遏的根本原因，都与当时江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坊间一直称江为“中国腐败总教练”的原因。

在江泽民2002年交出总书记职务时，王沪宁成为了中央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眼中“无力”的胡锦涛

到了胡锦涛掌权时期，王沪宁帮胡弄出了“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实质也是投胡所好。

所谓“科学发展观”，实质解决的是“三个代表”造成的“疯狂发展”的副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当各级官员发展GDP时候，不能乱来，不能搞重复建设，要“科学地发展”。

其后，王沪宁又帮胡锦涛弄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胡锦涛将它作为中共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多重背景。

第一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日益严重和尖锐的矛盾。当时朱镕基搞的国企改革，使得千万级职工下岗，中共权贵靠变卖国有财产，一夜暴富，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中共需要对新兴资产阶级进行吸收和妥协，最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处”、腐败分子和民众之间“其乐融融”的局面。

第二是江泽民掌权时期的“共同体”概念出现升级。在胡锦涛掌权时期，这个概念摇身一变，成了“和谐社会”。到了习近平掌权时期，就变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这反映出中共的三步战略，江泽民掌权时期是概念形成期；胡锦涛时期是中共将“共同体”概念应用在国内；习近平掌权后，王沪宁就将这个“共同体”概念扩张到了中共在国际上的政策，想与世界各国一起“同生死、共存亡”，以达到中共永久执政的目的。

再一个背景是，胡本人性格相对温和，王沪宁看到了当时胡锦涛在中南海的弱势地位，而江派强势。王沪宁搞出的这套东西也算是顺应胡锦涛“不折腾”的思路。

中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详情见：

王沪宁的诡计：红朝崛起的不归路 (上)

“和谐社会”说法出台后，网民就认为，“和谐”是一帖典型的狗皮膏药。从那个时候起，是凡网上言论被删除、网页被屏蔽、讨论被禁止，网民都戏称为“被和谐了”或“被河蟹了”。

这并没阻止王沪宁在2012年成为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掌权后 王沪宁再“变色”

2012年12月，习近平刚刚从“十八大”上获得总书记的职务，就轻车简从“南巡”广东，并在深圳莲花山向邓小平雕像献花。当时，所有媒体一致认为习将继续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路。

令外界没有料到的是，之后随着习对江派及其他政敌展开反贪大清洗，其言行也越来越回归中共原教旨。从2013年的“七不讲”，到2017年的“不忘初心”，习当局理论越来越“左”。人们不禁问，现在的习近平为何与首次出访给邓小平像献花的习近平判若两人？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仔细观察现在习当局的政治架构和言论，其实在王沪宁早期文章中多有提及。

王沪宁在1988年3月的《复旦学报》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的文章。王沪宁在文章中写道，采取“集中”的政治模式，而不是“民主”、“分散”的领导体制，让政府能够“有效地分配社会性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文章称，统一领导“可以避免各种不同的观念和看法不必要地相互冲突”。

2017年，王沪宁一手设计的“习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十九大”上，习当局多次要求中共党员“不忘初心”。即便在美中贸易战日趋激烈的2019年5月，政治局会议仍然号召中共要“不忘初心”。

但这样一来，王沪宁自己在理论上都出现了前后矛盾。

当年中共成立时的所谓“初心”，包含消灭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去年5月，习当局最高层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

2000年前后，王沪宁帮江泽民炮制的“三个代表”中，包含着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内容。

换句话说， 王沪宁再次“变色”。王帮习建立的这套东西，又部分否定了他亲手帮江泽民建立的“三个代表”。

而王沪宁帮习设计出的“不抛弃中共”，同时“速成世界领袖”之路，让习在国际上处处碰壁，也招致美国下定决心遏制中共。

王沪宁在逢迎了三任中共总书记后，终于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如今的王沪宁，一边“满面春风”地坐在习近平的身边开会，一边亲眼看着中共在其十多年理论的指导下走向末路。#

责任编辑：叶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