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

在石窟找历史的背包客──颜娟英

佛教艺术研究

提着一只行囊,浪迹天涯,寻找隐没在时间巨河里的历史本文。这份工作听来令喜好自由的年轻人心生向往。早在 1982 年开始,专研艺术史的颜娟英便背着背包,前往陕西、河南、新疆、巴基斯坦各地苦行,寻找被岁月保留下来的石窟与造像碑。本文专访颜娟英,聊聊为何要这么辛苦?

问:一般认为佛教徒才会研究佛教艺术,请问您…?

答:我大学是历史系,硕士读艺术史,那是 1970-1980 年代,那时台湾只有故宫的收藏,因此艺术史研究多以“书画”为主。后来去哈佛大学读艺术史博士,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想再重复过去学习的历程。选择佛教艺术是因为,那个年代在台湾佛教艺术没什么人研究,直到现在也很少。

对于笃信佛教的朝代,例如北朝、唐代,佛教艺术可以了解那个朝代的文化精髓。

不过,台湾缺少公家或私人单位收藏,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虽然有佛教艺术的馆藏,但主要是石雕像、木雕像,它们本来是石窟里的一块、或是佛寺里的一部分,放在博物馆里已失去原本的空间和时代背景。

我的艺术史训练过程,被要求到现场去实地认识、进行田野调查,才能了解佛教艺术的信仰背景。因此 1982 年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背着背包,自己跑到中国半年,到处寻找石窟里的佛教艺术、还有造像碑等等,一直持续研究到现在。

问:为什么研究佛教艺术,要到石窟去?

答:因为中国早期的寺院,尤其是唐代以前的寺院几乎都毁了。佛教的都城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像中国的古都洛阳,历经北魏、东魏、唐代都是佛教的都城,但随着朝代更迭,这些寺院都被烧毁了。即使当时有幸还剩下一两间寺院,木头也会被后人拆下运走。

佛教都城的另一种命运,是像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奈良和京都也有很多佛寺,也经历过战争受损,然而不管重建要花多少时间金钱,透过贵族或民众的力量会再将它重建起来,把历史记忆和文化艺术重新发扬光大。例如东大寺的奈良大佛,从八世纪中到现在,依然是亚洲最大的佛像。

与奈良和京都相比,洛阳的佛寺失去就没有了。因此,如果现在想了解唐代以前的佛教艺术,只能到石窟里去找,例如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的云冈石窟,还能看到 5 世纪时期以来的佛教艺术。

为什么是石窟?这是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传来的习惯,原本是僧人为了躲雨。

印度夏天的雨季很长,早期印度托钵游化的佛教僧人需要找地方躲雨,而且一躲就是好几个礼拜。僧人不太有钱,只能找天然的山洞、石窟安居修行,又称作“夏安居”、“雨安居”。在石窟里得住一段时间,僧人就造佛像、佛塔来礼拜,或是造禅修的小房,在石窟里发展出佛教艺术,然后这习惯随着佛教传播而进入中亚和中国。

北魏时期(约 480 年代),山西云冈石窟 11 窟,西壁上层南侧坐佛龛。主尊是说法的佛陀,下方基座有小小的佛陀涅槃图像。

(资料来源/颜娟英,〈生与死──北朝涅槃图像的发展〉,《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39 (2015.9):1-48。)

问:在石窟田野调查,曾遇过哪些状况?

答:在石窟进行田野调查时,要实地踏察、问当地人、或是参考出版品,看看哪里有发现哪些图像或石刻等等,并以文字和摄影纪录。1982 年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最糟糕的状况是千里迢迢到了石窟门口,但他们不让你进去看、不让你拍照。

沿路要靠很多贵人帮忙,虽然有艰难的时候,但是遇到贵人会有意外的收获。

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成为研究员后,我会先跟当地的学者联系,事先联系好,对方会比较愿意带你去找石窟,或是当地会愿意开放石窟给你看。我每年都会去探访石窟,但毕竟研究对象在中国,不是随时想去就可以去,而且去的时间也有限。

若要和当地学者相比,我们的优势是可以多跑许多地方,甚至远到南亚、东南亚、日本、韩国,用大范围的视野来理解石窟艺术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例如我的研究〈生与死──北朝涅槃图像的发展〉,整理了敦煌石窟、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国外博物馆藏等地的涅槃图像,找出这些涅槃图像背后的信仰背景,与图像随着朝代更迭的变化。

其中可看出,北魏早期佛教艺术的主题多为吉祥的佛诞,因为那时候受到儒教影响,回避不容易理解的死亡。但到了北魏晚期,宫廷政变一直发生,当时的人面对生命无常,造佛像也就倾向选择思惟像、涅槃图像,来呼应对现世不安的心境。

问:除了石窟,您也研究“造像碑”,这是什么?

答:造像碑常常被放在都城的街头,其实那时候马路没有几条,就放在众人可以看到的地方,做为宣扬佛教的工具。

北朝时期佛教风气兴盛,有许多僧人到处游化、宣扬佛法。这些游化僧会在各地住一段时间,举办像研习营一样的活动,内容包含八关斋戒、吃素、听佛法等等,并且鼓励参与的民众组成“邑义团体”,在街头立佛像、将捐助人的名字写在造像碑上面。例如北魏早期的〈皇兴造像碑〉,就是集众人之力,而碑阴像幅连环漫画(见下图),用容易看懂的图像传递佛教经典的组合意义。

皇兴造像碑,北魏兴皇五年 (471),陕西兴平县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正面雕刻充满希望的未来佛,背面刻着佛诞、出家、修菩萨行的连环故事。

(资料来源/〈生与死─北朝涅槃图像的发展〉,《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39 (2015.9):1-48。)

问:许多佛教艺术写着古代语言,要如何看懂?

答:就是多读多看、反复旁敲侧击。(笑)

1982 年我去中国找石窟时,中国几乎没什么僧人可以问,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甚至 2004 年我在响堂山石窟,遇到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来到石窟想要拜佛求子,但却不知道怎么拜才好,呈现出佛教文化传承的断层。但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学习的心比较旺盛、也能吃苦,越来越多人投入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领域中。

“图像学”是田野调查的基础,才能看懂佛教艺术里的图像典故,这在训练过程中可以透过书本研究学习。例如“连理树”从汉代开始就是祥瑞的象征,可见于史书记载。在中国古代,如果你在家里附近发现连理树,可以去跟当地官员说、上报朝廷此处有祥瑞,就可以得到褒奖,因为祥瑞的出现代表圣上英明、太平盛世。

北齐天保十年 (559),龙树思惟像基座浮雕,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涅槃图像后有八棵分叉的连理树,让涅槃的死亡带有正面的意义。

(资料来源/〈生与死──北朝涅槃图像的发展〉,《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39 (2015.9):1-48。)

问:研究佛教艺术会接触许多圣迹,请问您的感想是什么?

答:圣迹是经过历史文化的淬炼后,才被大家肯定、接受的。用谦虚学习的心,才能客观理解圣迹的背景与意涵。至于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就是不可思议的、无法言说的、信不信由你的。(温和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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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本文限网站刊登)

责任编辑: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