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夏松采访报导）李瑞兰，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士，父亲曾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参加过抗日战争与三年内战，1949年随国民政府退迁到台湾。母亲是台湾当地人，兄弟姐妹五人生长在一个平凡的务农家庭。先生在英国文化部任职，地道的英国人。她在英国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用自己的方式，在男性把持的金融业内，在伦敦金融城开创出一片天。她通过不懈的坚持，将家庭、事业经营得绚丽多彩。
英语科班，入行金融业
从小爱读书的李瑞兰，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88年，英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一家台湾知名金融证券公司。六年后，她萌发了换环境的想法，便在英国读了一年硕士，之后回台湾就任董事长办公室秘书。
90年代中旬，外资开始进入台湾市场。1996年，公司派她到伦敦。回味当年，李瑞兰女士说：“公司管理了两个专门让外资投资台湾市场的基金。我来接触客户，然后行销基金，随着市场做起来，公司就决定在伦敦留下来。”
台湾1996年被纳入MSCI摩根斯坦利指数，公司在伦敦成立一人办事处，李瑞兰女士独自撑了四年。随着台湾市场的成熟，公司决定在伦敦设立证券子公司，她开始正式做业务。员工从一个人变为三个人，最多的时候十个人，由于市场变化，目前缩编为六个人。
李瑞兰女士满怀感恩之心：“我算是蛮幸运的，在台湾一般是金融专业的人才可以进入金融业。80年代，台湾金融刚刚起来，需要引进外国基金、产品到台湾，那时我们公司招人考英文和专业，我临时准备，就这样进入公司。”
到伦敦金融城之后，李瑞兰女士从她的基金经理人的经历中了解到，他们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她的客户有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毕业，也有很多是经济系毕业，但多来自名校。
20多年来她对公司很忠诚：“我觉得公司对我很好，他们给我这样的机会，在金融中心工作，公司培养我，其实在金融城有很多机会，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诱惑，但我都没有换工作。我愿意好好的在公司做下来，这边的子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 ，就像是自己的小孩子一样，把它养大了，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环境。”
专业化，立足前提
曾有三家台湾金融公司在伦敦设有办事机构，然而由于业务很难做开，陆续都回台湾了。目前作为台湾唯一一家在伦敦有办事机构的券商，要想在英国生存下来，就必须要打入英国的客户群中，还要对台湾市场有充分了解。
伦敦分公司用人方面大都是在台湾或是中国大陆工作过的，对市场很了解，用专业的方式为具有专业背景的客户提供服务，是立足的前提。
李瑞兰女士介绍说：“做基金专业是第一步，把专业展示给客户，跨过很高的门槛与客户建立关系。第二步是要了解客户需要什么。第三步，要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台湾总公司的支持非常重要。”作为职业经理人，她需要要花很多的精力与总公司的沟通，让总公司了解伦敦子公司运作情况及面临的问题，以及怎么突破，寻求总公司的认同和支持，帮助子公司成长。
同样的业务，在亚洲与客户建立关系相对比较容易，在英国相对要慢一点，需要多花两三倍的精力，还要克服文化上的困难点。李瑞兰女士深有感触：“一旦文化上与客户建立关系后，就可以维持比较长久的联系，我们的客户与我们有大约20年的关系，现在还在和我们做生意的很多。因为从专业开始合作，然后了解客户需要什么东西，持续给他一定水准的服务，关系就容易维护。我们要让客户受惠，帮他们解决问题，帮他在投资方面给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金融业不争的事实，性别差异
在伦敦金融中心，男性占60-70%，职业经理人男性高达80%之多。李瑞兰女士作为一名女性职业经理人，是如何在金融城立足的呢？
女性做业务，与男性相比，有时候会有相对容易的切入点。女性在具备专业背景的前提下，具有柔性切入的优势，有些小的、比较细节的东西，在客户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去分析时，女性业务员可能会更加细致。
李瑞兰女士温婉的说：“我和客户的对话中，我会了解到他现在在看哪个产业，就大概知道他关心哪个产业，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推荐给客户，引起他兴趣之后，就不断找相关信息给他，然后慢慢引起他的关注。我们去拜访一些公司时，如果这个公司是个优质公司，我们会多做一些笔记，然后发给客户，这个公司在这个产业里面，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它未来发展前景怎么样，我们会跟客户分享，当然我们有研究来支持，不断的写报告，客户觉得我们的服务是好的，有持续性的，他就会跟我聊做生意，我们用这种方式赢得很多客户的业务关系。我们从开始与客户接触，到客户与我们有业务上的一些互动，会长达两到三年，作为女性的业务员及主管，我觉得可能坚持最重要。”
在金融行业这个男性比较主导的产业中，女性业务员能够持续下来，特色可能就是比较细心，用另外一双眼睛帮助客户看东西，虽然没有办法影响客户的决策，但可以给提供客户信息以便客户做最好的决策。
脱欧看法
在世界大格局下，支持留欧的她，面对英国脱欧的现实，深感英国无法置身其外，就整个全球的国际事务、经济体系，需要大家都在一个架构下一起运作，自己做自己的业务很难。她认为：“脱欧是很大的层面，不光是经济，也有政治、文化，还有难民问题，都是层层面对的问题。然而英国是一个民主社会，脱欧表示英国是一个尊重民主的国家，整个政府才向脱欧的方向进行。”
在她人生走过来的这些年中，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乐观，就是在很低潮的时候，她还是能保持乐观，也因此而高更有韧性。对脱欧后的英国，她同样保持乐观。
社会融入，永不过时的话题
对她而言，在英国读书时是学习英国文化生活最好的一年。1993年在谢菲尔德读书期间，她与先生在一个朋友BBQ生日聚会上相识。李瑞兰女士说：“我先生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英国人，我就是这样慢慢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我在念书的时候，亚洲人很少。我开始学习如何融入同学的社团里面，去了解他们的一些生活形态。我的同学下课之后一般都会去酒吧聊天，我不喜欢酒吧，烟雾弥漫、音乐很吵，但我又要认识新的朋友，下课之后需要与朋友有一些私人的活动才能跟他们接近，我在酒吧里面就是听他们讲什么，那时英文也不行，听力不是很好，就这样一年下来，我大概知道怎么跟英国人相处。”
初到伦敦金融城时，李瑞兰女士在总公司的股东公司工作了三年。同事们下班后，就互邀去酒吧喝酒，待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她都会尽量加入，努力建立一些办公室同事关系。很多私人的接触，会让同事的关系更接近。他们在酒吧的一些聊天内容，是她在工作环境下没有办法学到的，同事们会讲一些工作上比较隐秘的话题，比如哪些客户和哪些客户的关系，同事之间在酒吧的相处，帮助她了解到一些行业状况，同时也融入到同事的关系圈里面，再通过同事背后的一些客户关系，李瑞兰女士就这样密慢慢融入到伦敦金融城市场环境里面。
为了尽快融入社会，融入金融城的大环境里，李瑞兰女士非常努力去接触这个圈子。她感慨到：“我花很多时间认识这些人，之后尽量与他们做成朋友，那时候我经常在周末煮一些中国菜，请好朋友到家吃饭，用这种方式认识很多很好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她感言，她的先生很容忍，女儿也很习惯家里常常有朋友来家住，或到家里吃饭，所以她的女儿也常问她，“妈妈我可以邀请我的好朋友到我们家住一宿吗？”
每到周末，到朋友家做客，或是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生活与工作的交融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
幸福满满的家庭生活
她的家庭生活很单纯幸福，先生对她和女儿都很好。不同的成长背景，使他们在生活、文化方面形成互补。在英国生活，她感觉如鱼得水，大学读英文系让她对英国的历史文化都很了解，在英国生活了20多年，强烈的好奇心，促使她每天在学新的东西。
当谈到8岁的女儿，李瑞兰女士信心满满：“在中国和英国的环境下成长是她的优势，她对台湾和英国社会的了解，别人没有办法学到。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会回台湾，然后从台湾去中国大陆或是其它地方旅游，所以女儿对亚洲文化是了解的，我希望她以后的成长，中文背景会是她的优势。”
在学校，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背景的小孩子，她女儿很骄傲。从幼儿园开始，她与先生每年的中国年一定到女儿的学校，向女儿的全班同学讲中国年的故事。第一年他们讲年的故事，第二年讲生肖的故事，第三年是猴年，他们讲西游记的故事，今年是鸡年，他们讲了鸡的神话故事，经过四年女儿已经明白怎么让同学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李瑞兰女士告诉记者：“今年我就训练女儿，让她来讲中国年的故事，我穿插讲鸡年，我们准备15张PPT，我只讲一张，大概是5分钟，其它的20分钟是女儿讲的。”
女儿回来说，“妈妈，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可以给同学们讲中国年的故事。”女儿告诉她，希望每年的中国年，爸爸妈妈都到班上来给同学讲中国年和中国的事情。
先生学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很有兴趣，她则生活在英国的环境，对英国的历史文化保持高度兴趣，趋势自己每天都在学新的东西，夫妻互补。
热心华人社区
作为华人，她尽量参与华人社区各种活动。因为来英国比较久了，台湾的主管单位、学者，到伦敦来做一些参访，一般他们会请她帮助做一些联系。李瑞兰女士表示：“我喜欢认识一些不同的人，属于比较热心的个性，对台湾的社区也是尽量花时间，很多台湾人过来不了解环境，所以很多活动他们就想到找我帮忙。”
2004年台湾工商妇女协会成立，两年换一次会长，李瑞兰女士担任了第二届会长。期间，她努力多安排活动，比如请一些不同领域的人举办文化活动，请台湾的教授讲了中英文化，请《梁祝》作曲陈钢先生过来做演讲，讲述当初创作《梁祝》的一些心历过程。还办了几次与慈善相关的活动，在汶川大地震期间，协会和台湾慈济合办音乐会筹款捐助给汶川，用这种方式参与到华人活动当中。
华人社区是将华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李瑞兰女士希望为华人社区多多尽力，让更多的华人在华人社区获得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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