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评论

颜丹:“建立在死亡觉悟上”的进步有多少?

【大纪元2016年08月28日讯】在中国,大学生被骗,似乎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话题。然而,最近的一起即将入学的18岁女大学生被骗学费的事件却始终牵动着中国人的心。当她的母亲哭喊着“那骗子要了我闺女的命”时,我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中国,骗子不但可以骗财、骗色,还能骗走人的性命;当她的母亲向记者描述,在骗子“发放助学金”的电话打来之前,女儿真的接到过教育部门的电话,内容正是“发放助学金的通知”时,我们不禁会心生恐惧,原来在中国,你前一秒发生的个人私事,后一秒就会被骗子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位女大学生叫“徐玉玉”,她的事件被报道之后,人们对此产生的好奇与费解似乎比怜悯、同情与悲愤来的更多。从媒体文章中,似乎总能看到这样的字句,“徐玉玉的不少同学表示自己也曾接到过类似的诈骗电话,好在大都识破了”;“徐玉玉的单纯和不经世事,……,让她对骗局毫无戒备”;“世界这么大,没有永远被保护起来的真空地带,……,但这些却又不可避免,需要自己一一化解”。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认知中,被骗者自身的愚蠢往往成了他被骗的最合理解释。所有人得出的结论最终只归结到一点,“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看起来这是一个必须时刻保持戒备的世界,徐玉玉的死给人带来的教训似乎只是如此。然而,当她被骗后绝望的喊出“咱家都这样了,为什么还有人来骗我”时,当人们最终了解到她对不能接受被骗而难过致死的执著,是基于家里“省吃俭用大半年才能凑出学费”的悲惨境况时,我们的内心又如何能继续淡定的认为,她的被骗、她的死不过是一次倒霉、糟糕的偶然?

对此,大陆有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但愿所有的法律监管,都能有效有用;但愿所有的青年,都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心脏;但愿所有的进步,都不是建立在死亡的觉悟之上”。几句“但愿”就让这种生命被人为夺走的案子不了了之了,国家的查处、监管经此事之后会不会有所进步,我们似乎不得而知。然而足够清楚的是,即便血淋林的事件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引起有关部门的反思与觉悟,代价也是巨大的,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无辜的走向了死亡。

进步与死亡,一定得成为正相关吗?值得深究的是,为何中国的死亡事件一直不间断的发生,但最终的进步却仍旧微小至极?还记得不久前曾发生的“魏则西之死”事件。百度与医院合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件轰动之后,中国的医院、医疗机构、医疗体制以及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又是否取得了些许的进步?如果说,暂时还没出现第二个“魏则西”就可算是进步,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看那些随时处在可能被患者仇杀的险境中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境况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医生与患者之间,竟然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如此奇葩、悲催的剧目不断在中国各地上演,请问,我们可以看到的“进步”又在哪里?

这样的死亡或只是中国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缩影,若我们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翻开来看,则会更加惊悚的发现,自中共执政开始,中国人似乎随时都处在死亡的阴影中。从文革时期无数次反天斗地、杀人如麻的运动,到89年发动坦克、将枪口对准学生、民众的“天安门事件”;从改革开放之后因大力开发房地产而强拆、强占、强征所导致的暴力事件,到“工业化”进程中因土地、水源遭到重度污染而出现的“癌症村”以及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从警察执法中无辜者的莫名死亡到有计划、有目地,且大量的活摘、贩卖信仰人士的器官……强权实施的杀戮哪里仅是一个“死亡”所能尽述?用“屠杀”或许才能说的明白、真切。

这般史无前例、无国能敌的屠杀,应该说牺牲够大了,然而我们仍要问,屠杀者觉悟了吗?社会进步了吗?在这样一个人类早已学会了适应自然的文明时代,杀戮本身就意味着文明的倒退。于是,在海外的舆论界,中国正是由于这样的“屠杀史”,才被打上了“人权倒退”、“自由倒退”、“历史倒退”等与“进步”二字相差甚远的标签。

因此,我们或可说,“进步建立在死亡觉悟之上”本身就不值得探讨,本身就应该彻底颠覆。中国的各种倒退并不是因为缺少死亡,而是由于没有竭尽所能的遏制死亡、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生命。我们没有进步,正是因为有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滥杀无辜。我们不要对死亡觉悟,我们渴望的是,从此没有暴政导致的死亡。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