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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读张爱玲”(二)

(fotolia)

弟弟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地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地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时代,毫无用处。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着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极恼恨她的。

她分明是爱着弟弟的,为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着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

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抽大烟的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着经理人事,于是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地写。

她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这夫妇二人抽鸦片时,弟弟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而且好脾气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最是狠毒、决绝的。再大一点,弟弟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滿志地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写信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地说帮不上他——依然是一样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论起烦难,她扳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

在《小团圆》里,她写她家的那些仆人们,那里还保存着一个有伦理的乡村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地睡着人,总是有从安徽乡下来的仆人的亲族乡亲人等。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

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她的。这些穷苦的乡下人,还是有着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东西,钱攥得紧紧的,儿女亲情都是累赘,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可以被收买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而她的母亲,则是“五四精神”的最强有力的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抛下儿女,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

然而,纵观她们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从前喜欢这个弟弟,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他都是从报上得知的。

“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地奔走谋生,父亲花光了所有的钱,装聋作哑从来不提给他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里教书,终其一生孤单一人。

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地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