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6月19日讯】【作者自按：这本是一篇我的博文。发在网易博客上，遭遇屏蔽。我不知道屏蔽的原因是什么，但我判断得出来：在网易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因为每到屏蔽发生的时候，就算我自己在登录状态下看自己的博客，也被提示网络连接出了问题。也因于这样的屡次状况，我始终原谅网易的屏蔽行为。对于这篇博文，我也申请了快速审查，到我将文章投给《大纪元》时，申请还没得到回复。而吊诡的是，与博客同步的乐乎却可以出现此文，即没有屏蔽，当然，也有可能晚几天出现——以往有这样的情况。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分。】
中国的周朝是个对外贸易发达的时代，从它设有关令（也叫“关令尹”）一职上可以看得出来。关令的主要职责是检验过境商务文书，大体相当今日海关的职能。最著名的关令是扣下出关名人李耳（老子）的那位，他利用职权迫使李耳写了五千字的通俗文章，留给他。这个勒索的后果，竟然为后世留下一部伟大的著作《道德经》。
现在想来，李耳出关本不是经商而是要找个理想的终老人生的居住地，关令何以非把他当成商人呢?其一者，李耳身为超级学者，气度不凡，引起关令注意，穷究细问之下，李耳没法隐瞒身份；第二，李耳随身携带了大量图书，可以被视作贸易货物，关令有理由查他。没办法，李耳为了终极目的，就得以文换行了。
关令得了文章，放行后，很可能仔细研读一番。这在《史记》的老子本传上没记载，倒是晚至东汉的班固《汉书》给了一个证明。但是：（一）班固从哪里即何种文献上看到的关令研读老子文章的记载，没有任何线索可考；（二）《汉书》是在志类而非传类提到关令与老子的文章之后的关系的，说《关尹子》九篇的作者“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而从之”。
到班固时代，老子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西汉中期以前了，所以，作为历史学家他也没有必要给老子涂脂抹粉。但关于“喜去而从之”的在《史记》之外的补笔，还是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这种想像空间，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美之处，尽管是极少数人才能体味得到。
既然班固没必要虚构历史来美化老子，那么，从什么地方可以印证其言不虚，至少是有其可能呢？
这就要做文明史比较，在文明的可通约性上想问题。大约老子离开人世五百年的样子，在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一带出现了一位宗教改革家，此人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叫耶稣。耶稣作为世俗名字与后来通称的“基督”，最初没任何关系，而“耶稣基督”一词的真实含义是“那位叫做耶稣的基督”。换言之，同时代自称是基督的人，还有其他俗人，可能叫“卡利亚基督”什么的。耶稣最耸动时代的作为不是被宗教典籍尊奉的神迹奇事，如变水为酒、治好瘫子（立刻能够行走），而是他收下一位身为税吏的门徒。套到老子与关令的关系，税吏马太也是“去而从之”。
当然，在希伯来人当中税吏的地位是没法和中国人当中的关令相比的。在希伯来，税吏被视为如同妓女、酒鬼一类的人，比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税务（含工商行政）人员被称为“税狗子”还要惨。耶稣收留马太做门徒旨在说明自己的新宗教是容纳一切人的，是开放的，是包容的。他取得的成功自然无需多说，中国（真正）精英级别的知识份子皈依基督教，可算一个最现实的证明。
更多一点的历史玄想或历史美学指向是，我们没有资料证明耶稣受到老子的影响，或者关令弃官而跟从老子那样的对于耶稣来说的历史典故如何（是否）影响了耶稣，但是，我们还可以猜想——老子在周朝的政治中心往西走了，有人说到秦国地面，我们可以猜想他走得更远；耶稣在产生巨大影响力之前，也可能往东走过，走得更远，以至于和老子的某代传人有接触，等等。无论如何，文明之间在故事上的相似性是它们可以通约的基础。这是超乎历史的哲学问题。在个案上，我们可以将两位名声（影响力）相差巨大的两位人士联系起来：一个是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是中国东周战国时期的列子，他借用自己著作中人物之口说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的价值观。
普列二人在人世的时间有交集，到后者成为有影响的学者时，前者已是行将就木之态。在那个时代里，也没有通讯可能，使得后者获知前者的思想，但是，他们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无疑给了后世一个很好的启示：文明具有可通约性，是我们这个物种能称其为“人类”的一个绝对标识。也如列子后续仍借书中人物之口所言：“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