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南随笔】《礼乐文明纵横谈》：魂兮归来(十八)

（续上期）商鞅新法的推行，为秦国扫灭六国，统一中华，奠定了基础。当然，商鞅的严刑峻法也必然招致社会特别是贵族的仇恨。商鞅最后在逃亡中被捕，身遭车裂酷刑，是他个人的悲剧。法家刑治的高压政策，夸大刑法的作用，扩大管理的范围，当然不得人心。故秦王朝只维持了十五年，旋即土崩瓦解。而秦代开创的刑治制度，也给后世皇权专制留下了诸多负面的影响。贾谊就曾指出，商鞅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董仲舒也说，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朝代像秦代一样以乱治乱，终使习俗薄恶。因为，刑治违背了人心规范、道德劝解的礼乐文化精神。违背礼乐文化精神的刑法，只能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造成人心败坏、恶念横行风习，社会不可能进入安宁稳定。

与礼乐文化精神相抗衡，是法家理政治国的败笔。须知，对待犯罪的惩治，不是单纯的报复，而是为了建立社会对犯罪有效的控制机制。礼乐的道德倡导，是对犯罪动机的劝阻；礼乐的宽刑主张，是对犯罪适度的惩处，为悔悟留下余地。恩赦，始于周代，恩赦的实施，是礼乐人文精神的宣扬。《易经•解卦》中就有“君子以赦过宥罪”的像词，把宽容视为君子的美德。周公多次倡导宽恕赦免罪人。大赦已成我国古代宽刑的传统，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千多年来，皇恩大赦有１２００多次。大赦启迪社会的宽容气度、慈善意识。在中国“外儒内法” 的王权制度下，礼乐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大赦中得到了有限的展现。当然，大赦的实行，要恪守宽赦有度的原则，不违礼法的根本，方能带来悔罪趋善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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