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南随笔】《礼乐文明纵横谈》：魂兮归来(十八)

（续上期）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

以礼乐文化为道德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儒学，几千年来，已成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社会管理，到伦理道德；从民风民俗，到审美情趣，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为凝聚人心，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强固的民族心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的认知和实践，儒学或被颂为千秋师表，或被贬为遗祸万代，聚讼纷纭。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潮流涌动，我国皇权专制败像丛生，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痛心疾首，以传统文化为祸首，集矢儒家学说，认定儒学是皇权专制的护身符、国家败亡的祸根。

《新青年》发表反孔宣言，指责“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两千余年矣！”为了中华进步，必须扬弃儒学的残骸枯骨。“打倒孔家店”旋成新文化运动最流行的口号。这些泄愤的批判，随着理性思考的回归，人们开始认真反思。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考证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准确阐释儒学乃至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才符合科学的态度。

周代分封诸侯，创建了近似联邦制的国家，实行礼治，成就了我国历史上立国年代最久的王朝。春秋时期，政治一体化尚未形成，迎来了文化多元化的辉煌局面，创造勃兴、百家争鸣，出现了文化原典大创造的时代。终因礼治———以德控权，操作不易，随着权力跋扈和纷争，礼崩乐坏。孔子克己复礼，主张三代之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一生奔波， “王道” 胜境，终难实现。

正如朱熹所说的，秦汉以降， “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因此，后世皇权专制的种种弊端，不应归罪于礼乐文化和儒家的治国主张。礼乐文化和儒学的原创精神，不仅不是皇权专制的帮凶，相反，礼乐文化和儒学，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上，恰恰是规范控制皇权最恒久有力的道义力量。

譬如说，儒家公天下，虚君共治的政治理想，是对黄帝、尧、舜开创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和以礼治国的继承。“通贤共治，示不独专”是限制皇权的理念，在汉、唐、宋三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儒学主张，君主只是权力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君主在修德为天下垂范的同时，要虚其位；行权治国，要选拔贤能者任职。宋代皇权受法度约束，专制相对宽松。宋太祖立下誓约，藏于太庙，要求嗣后皇帝，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苏轼撰文证实：“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宋儒构建虚君共治，化民成俗的治国秩序，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朱熹上书宋宁宗：政令“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 政令由君主独断，即令合乎事理，也耗损治国的根本，将引发弊端。朱熹坚持认为：虚君是常理，是祖制。隐隐形成君主———宰执———台谏，三权分立的结构。这正是宋代为什么能臣贤相辈出的缘由。

责任编辑：泽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