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一位老华侨的逃亡之路
【大纪元2015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凌宇比利时采访报导）杨福熙先生，已经旅居比利时三十五年。他生长在中国最繁华的大上海。父亲做珠宝生意，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动荡年代，他和家人经受了无尽的苦难，在1980年政治运动刚刚结束不久，人们终于可以开始向往美好生活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带着妻儿来到比利时。他说，出国是为了逃命。近日，杨先生以真实身份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哪年出国的，当年为什么要出国？
杨福熙先生（以下简称杨）：我是1980年3月来到比利时的，我出国是为了逃命。
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什么要逃命出来？接下来，杨先生讲述了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那二十年。正是这二十年的苦难，让他决定出国，也让他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
杨先生的父亲是做珠宝生意的，但在1949年中共进入上海后，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充了公。父亲在1950年就逃亡香港。1956年，14岁的时候，他萌生了想去香港的年头，父亲也希望他去。
记:您想去香港是为了见父亲还是为了逃离大陆那个环境？
杨:一方面我不喜欢政治啊什么东西。我俩个舅舅没去，后来就倒霉了，什么右派啊、坏分子啊、都挨上了，一直到死他们都是社会的最底层。
最终，杨先生没能如愿去香港，却在1959年，17岁，高二的时候，被征召到了安徽。
杨：1959年春天，安徽到我们上海卢湾区来招青年工人。讲的很好了，什么厂房已好了，就是等人了。结果呢。上当了，到那边去了什么都没有。”
当时杨先生的弟弟正在北京舞蹈学校，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母亲得了糖尿病需要人照顾。姐姐早已定居法国，在姐姐向法国大使馆争取后，他才结束了在安徽淮南一年多的苦日子。但是他的户口却留在了那里，这给他之后的人生带来了很多苦难。
回到上海后，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食配额。他和母亲只能吃一份口粮。排着长长的队，只能领到一点点糕点的情景，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1960年的一天，他在家里莫名其妙被抓了。
杨：上来八个人，有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有治安保卫员，还有小组长啊，总共八个人，说我们有事情要问，就这样把我带去了，家里就被抄了，没有什么逮捕证啊、搜查证啊，我们那时都不懂，才18岁啊。
记:他们也没告诉您为什么要抓，为什么抄家？
杨: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有事情要问问你，去就去吧，结果去了公安局一下就拘留，关起来了。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不到，问我什么事情，我什么都没做啊，我在里面被关了9个月，3个月一次提审。一直到第三次提审我才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后来他们问我写给我父亲的信，说我写户口也没有，粮食也没有，北站丢小孩子，怎么怎么的。我有个习惯，写了东西喜欢留个底。因为家都抄了，他们得到了底稿。说我写信啊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恶毒谩骂共产党，对现实不满，还企图偷越国境。判我强制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我1980年被抓，1981年被判刑。
公安和地方官员为什么会跟一个18岁的孩子过不去？前因却是母亲的义举得罪了地方官员。当时，一名中共官员总是调戏妇女，行为极其恶劣，受害人告诉了身为妇女代表的母亲，母亲就给当时的市长写信反应情况，市里派了调查组，此官员之后被判刑。从此母亲就成了地方官员的眼中钉，这也为以后母亲被判刑埋下了伏笔。
1980年来到比利时后，因为要办理身份，杨先生对早年的罪名提出了申诉，上海卢湾区法院否定了十九年前的判决，宣告他无罪。杨先生至今还保留着三十多年前的文件，他说要留给后人。
记：宣告无罪，那没有什么赔偿吗？
杨：给我四百块钱，我二十年啊，他们给我四百块钱。
这四百块人民币，杨先生分文没拿，这对于他二十年遭受的苦难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杨：共产党它什么东西都是绝对的，后面还有笑话呢，就是在劳教所里面，三年以后我期满了，管制撤销了，没有工作，留在农场，那个时候在安徽宣城中秋农场，唉！一年后我姐姐写信给上海市侨领，要求调回，这样搞了大概一年把我弄回上海清东农场了。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再到我1980年离开，我一直在农场。
不仅仅是杨先生一人经历磨难，还有他的家人。弟弟和母亲在1973年先后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判刑。
杨：文化大革命，我弟弟也受到冲击，说他是白专，就是只讲技术不讲政治思想。后来也是打成反革命了。他当时要逃到苏联去，我劝他先不要动。比你高的那些人，都在受难，你算什么。
但最后弟弟因投敌叛国罪被判死刑，被重判是因为审他的人看上了他的妻子。之后弟弟辗转从死刑改成无期，1980年后得到平反。弟弟在他之后也来到了比利时，现已定居土耳其。弟弟被判不久，母亲也被判十年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呆了七年，1980年之后随着儿子来到了比利时。
杨先生回忆在农场干活的日子，除了身体上的辛苦外，还要承受无形的精神压力，那才是巨大的。
杨：1960年进分局，1961年进农场，直到1980年出农场，我以前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就挂在墙上，如果你好呢，这个帽子就摔了，不好呢就给你扣上，就是他们一句话。这顶帽子弄得你透不过气来。
经历了苦难的他，现在儿孙满堂，大儿子长居大陆工作，杨先生对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千万不能入中国籍。
杨先生先阅读《大纪元时报》，在大纪元上看到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非常受触动，之后又读了《九评》的书。他表示这本书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知道。
杨：大纪元有人才啊，不得了，《九评共产党》要在中国发行，那不得了啊，都得来看啊。
除了《九评》外，历史学家辛灏年讲的中国近代史，他也非常喜欢。提到这里的时候，杨先生眼眶含泪，有些哽咽地说：“中国像这样的人太少了，太少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少有社会责任感的、有民族责任感的，很多都在醉生梦死。老的、小的都一样，共产党没有救了。大纪元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大纪元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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