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从台湾来到美国，一住就是51年。朋友满布世界。地球那边，是大陆、北京、太原（我老家，父母均已故，侄儿侄女一大伙，最亲的是我妹妹跟我快一百岁的嫂嫂）。在美国比较多：北部纽约、波斯顿；中部芝加哥、爱荷华；西部旧金山、圣地亚哥；东部迈阿密、亚特兰大，还有夏威夷。大半亲朋挚友都用电邮，手指动动，敲敲键盘，或多或少，随心所欲，打成就寄，连身子都不必动，立刻传给对方，科技发达，令人惊叹！只有少数不用电脑，得用老式手写，装入信封，贴上邮票，送入邮箱，才可传信息。
近日收到上海老同学郭君寄来一封信，他就是“非电邮族”一员。他的信里面有一张俄国戏剧界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司基 （Stanislavski）150年生日的五卢布纪念邮票。收到邮票，我马上想到崔小萍；她是专门教表演的，她一定非常喜欢。多年前，她在“白色恐怖”“反身 ”以后曾去过俄国，不过那时表演大师已经故去多年。我那上海郭君还同时寄来红色信封，是中国名戏剧家夏衍博物馆的。我跟崔小萍认识，大概在1950年前后，在她未出名前，相识于台湾花莲。以后渐渐成为挚友，很多次我演戏，她导演。后来，我在台大发起成立“枫叶剧社”，她就变成我们“枫叶”的“御”用导演了。她导演过“枫叶剧社”的“天涯若比邻”、“鼎食之家”、“樊笼”跟“新红楼梦”等名剧。
“新红楼梦”是台大金门劳军的重头戏，一连两周没换部队。其他学校的劳军队，只能在一个部队待一个礼拜。我们“台大第九队”每次演完观众起立鼓掌，久久不停。我跟崔小萍后来又在同一所学校、国立艺专教过书。所以我们是大约超过六十五年的好朋友了。她也是 “非电邮族”一员。
在她被关在监牢的那段时间，我不敢跟她联络，还好当局也没有找我的麻烦。这一点，可以证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很开明的。我相信，政府一定对我做过详细调查，因为，当年在板桥教职员宿舍，我俩常常聊天不过半夜十二点，不说晚安。
在她出狱以后，我事先一点都闻所未闻，有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喂，这是崔小萍，别怕，我不是鬼！”当时，她在华府，拜访中广老友，白茜茹、白银等老一辈“广播名星”。她后来专程飞来佛州，到我家小住。那时我内人刚动过大手术，为了带崔师游览佛州名胜，我们特别把车子后座改为“床铺”，以便开车途中，内人可以躺着休息。我的车子临时变成“旅游车”，亲朋好友都赞不绝口。
那天我收到上海来函，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崔师，第二天寄出。我这个人喜欢当天回复亲朋好友的来信，把崔小萍的信寄走以后，立刻用电脑打好给上海老同学郭君的信，因为他不但是一位戏剧家，而且是一位很有名的集邮人士。我决定“晚”十来天再寄，以便收集多一点邮票，一起寄去上海。同时因为他也不用电脑。我有充足的时间。
决定“晚”寄以后，想到“晚十天”，我反身看了看墙上的日历，再过十天是9月19。不知何故，这“九一九 ”使我立刻想到“九一八”，马上又想到何不在“九月十八”寄 啊！九一八是国耻纪念日，我正好纪念。可是忽然“忘记”九一八是哪一年的事了。
心想，“不好了，我大概快有老年痴呆了。”我今年是“米”寿，高龄八十八。要得 老年痴呆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我心里一直想“九一八”，又想到“卢沟桥”。“卢沟桥” 事变是那一年？ 啊呀，也忘了。又想了一会，“七七事变”涌上心头！“七七事变”我离开老家山西五台县东儒村，开始逃难。很像昨天的事啊。我停了一下电脑，又思索一会，“民国二十六年”就出来了。那是 1937 年啊。想来想去，又想到“九一八”是民国 20年的事，那是1931，我才五岁，当时正在太原，好像父母还带我去了太原最大的商场“开化市”，照了一张幼年照片。
那时候，山西太原的交通是“人力车”，山西话叫“洋车”。大概我一定随家母坐洋车 “受”风了。回到家，上吐下泄，昏迷不醒。家父找来医生，当然是中医。医生开的药方是：“买七条干蝎子，敷在脑门上头，用布包起来。”说罢坐“洋车”挥了挥手，立刻离去，一幅很有信心的样子。医生到的时候是下午八、九点。他说：“过了12 点，有‘起色’，就好了。
要是没‘ 起色’，这个‘娃娃’就得‘走’ 了。”我父母整夜一直没睡觉，一直盯着我，真的，过了 12 点，我的 “发烧”渐退。开始挣开眼。父母当然万分高兴。这个“娃娃”，到如今，活了88年了。
说来奇怪，这些陈年旧事，我记得这么清楚，那儿像快得“老年痴呆”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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