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的“简化字”是中共废除汉字、实行文字拼音化的过渡性产物，其着眼点是“破坏汉字形体，削弱汉字效用”。
因此，由简化字的背景大家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简化字”根本不是汉字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口最多的一次语文暴力，决不能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习非成是，浑然不觉其危害。
大陆共产党政权，由于缺乏合法性，建政以后更迥异于历代的休养生息，对中国社会除了破坏，几无建树，自然要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极力丑化、抹黑、歪曲， 并实行愚民政策，以避免在历史对照中，显露其暴虐、无能，所以就利用强权篡改历史，毁坏文字，“革命”文化，进行全民洗脑。
大多数大陆民众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影响下，就真的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是丑陋、黑暗、落后的，真的认为简化字是进步而主动予以维护。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问题加以澄清。
（一）传统中国，一枝独秀
在本次人类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风光一时的民族与文明，如：
…等等，但都烟消云散了。
至于犹太人，在历史上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能过安定生活的时间很有限，自西元一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是被迫离开故土，长期流散异邦，做了近两千年的亡国奴。
唯有中华民族，绵延五千余载，完整地保留自己国家形式与原始文明，并在历史上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即如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所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伟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版，429页）
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在11世纪前后曾达到60%左右（〈从北宋悟现代管理之道〉，《成都商报》，2013年11月10日），直至18世纪前后仍达30%左右（现今美国达28%左右）。
13世纪未叶，《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在书中介绍，他在中国17年的生活体验说：如同“置身天堂”。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中国的文官制度赞美有加：“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标志，中华文明在海外迅速传播，欧洲16～18世纪掀起持续三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直接促成欧洲启蒙运动的发生，中华古典文明在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世界“启蒙者”的角色。
1697年，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斯多德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说：“然而，过去有谁相信，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具有道德修养。”（《中国近事》，德．G.G.莱布尼茨着，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
莱布尼茨还以希腊神话“金苹果”的故事为喻，提出著名判断：“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哪个女神更美貌，那么他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对照当时欧洲的宗教战争、政治动荡和法国的专制主义，“中国形象”更显异彩。所以启蒙时代早期，泛中国崇拜思潮弥漫于整个欧洲社会，这从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中可窥见一斑：
“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当各国法律只限于惩罚罪行的时代，（中国）是唯一设置奖金表彰德行的国家；当我们还在被迫接受征服我们的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习惯的时代，（中国）是唯一使征服者采用它的法律的国家。”（《哲学辞典》上册，法．伏尔泰着，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有“欧洲的孔夫子”之誉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认为：“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法．魁奈，商务印书馆，1992年）
“中国热”在18世纪的欧洲达到新的高潮，举凡饮食、家居、服饰、园林、建筑、绘画、工艺美术、文学艺术、人文社科等领域，都兴起一股模仿吸收中国文化的观念、式样、趣味、风格、情调的“中国风”。
被尊为“魏玛的孔夫子”的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在借鉴模仿唐诗创作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深情表达了这种浓浓的中国情愫：“遥想在东方，月华放光明。柳丝纤纤挂，戏水起波纹。”（《外国抒情诗赏析辞典》，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867页）@*
点阅【汉字正义】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