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用鸟的高度 云的视野《看见台湾》
【大纪元2014年07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泰瑞澳洲布里斯本采访报导）一部空中航拍的纪录片《看见台湾》让人们认识了他——导演齐柏林：一个公务员出身的中年男人，在离拿到退休金还有三年的时间，决然放弃终身的退休福利，毅然离职，还跑去把唯一的房产抵押——只为成全一种深入骨血的使命感。他将一生积蓄全部投入，破釜沉舟；一生不求人，却也拉下脸面四处求告；虽翱翔于天际、穿梭于溪谷，却也风雨飘摇命悬一线。齐柏林导演就是这样，扛着他的摄像机、怀揣着他的使命、登上飞机，去记录一场台湾横跨经纬的美丽与哀愁。
400小时的高空航拍，耗资新台币9000万元，历时3年，数度生死一线……终成完成了《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在去年一举拿下2013年度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同时打破纪录片历史票房纪录。同年仅三部电影票房过亿，《看见台湾》是佼佼者中唯一的纪录片，上映首周破千万，66天破两亿。即便在台北的影票售价高于商业片票价2-3倍，仍不受影响；高雄市也在11天卖光1万张影票；而布里斯本开放售票第一周就全部售罄。它的辉煌仿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势不可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齐导的心愿依然朴素如昨，他希望可以让人们，跟着他，用鸟的高度、云的视野，一起飞翔于台湾的天际，真正——看见台湾！
此次，齐柏林导演接受昆士兰大纪元专访，讲述了他和《看见台湾》的故事。让我们抛开所有光环，随着齐导的娓娓道来，去认识这场“记录”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纪元记者问（以下简称问）：布里斯本是您大洋洲巡展的最后一站了，带着台湾印象而来的您，这次巡展的感受如何？
齐柏林导演答（以下简称答）：这次是为了宣慰侨胞的目的，首次做的一个巡回展演。过去大部分都是参加影展，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交流，所以这次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一路过来，从雪梨到奥克兰到基督城最后来到布里斯本，其实每个地方侨胞的热情给我们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是大家从台湾出来，看到台湾的电影，其实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激动，我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我在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氛围，在雪梨就是非常多的朋友齐聚一堂——800多人，后来都坐到走道上了（笑）。在奥克兰、在基督城的台湾同胞，他们到纽西兰去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居住品质，他们看到台湾的环境，遭受到电影里面呈现的样貌，都感同身受。他们都常常问我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做了充分的观念上的交流和沟通。这三个城市走下来，我发觉我们的侨胞真的都是心系台湾的。
问：您可否分享一下在不同的地方，无论北美、大洋洲、亚洲还是台湾本土，不同背景、来历的人，都带给您怎样的感动？
答：这部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是给台湾人看的。我觉得要让台湾的人认识我们生长的土地，认识我们环境面临的问题，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可是这半年多来，我们带着《看见台湾》到世界各地去交流的时候，我发觉这部电影没有语言的障碍和隔阂，从影像画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出导演内心想要表达的意涵。我在休斯顿影展闭幕片的时候，好几位外国的当地观众潸然泪下，告诉我说，他们过去对待环境的方式是比较粗暴的，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希望做些改变。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就是：看见台湾，看见自己——不管你身在何处。
问：如今这部电影在全世界是辉煌起来了，但是当初在拍摄时，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如业界预估只能回收800万台币，那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答：（笑）这部电影在拍摄之初其实我就没有票房的考量，没有得奖的考量，没有特别要去拍一个艺术电影的考量，完全没有。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想要把我看见的记录下来，为台湾这个时代的影像留下历史的记录。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初衷。（问：没有想以后？）对，没有想那么多。
电影上映之前，我要透过行销宣传的时候，行销公司告诉我们说，他们估计这部电影的票房可以达到800万。800万在台湾的纪录片来讲，算是一个不错的（笑）……成绩了。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不会这么冷漠去看待这部片子，所以当时当然会对票房有点期待，但是真的没有办法预期的。
但是我们上映后，第一周突破千万票房、一个月突破一亿、66天突破两亿的票房，这对一个纪录片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成绩。我从这个成绩看到的是，有超过100万的人次，进到电影院里面，用电影票来支持这部电影。他们从电影的影片内容当中，得到了他们过去不知道的讯息，他们找到了一个爱台湾的方法，或者说爱台湾的一个理由。因为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责任爱护这块土地的，只是过去不知道。
问：第一次拍片，成绩就非常骄人，加上又为此成立了公司，那么以后会不会就沿着电影这条路走下去了？
答：拍片的动作是不会停下来的。我们在最近又更新了拍摄的设备，所以记录台湾的这个脚步是不会停歇的。但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产出，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想记录台湾的动作是不会改变的。
这段时间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有非常多的剧情片导演来找我聊，希望可以合作。台湾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志气》，导演张柏瑞很积极的来跟我聊一聊我的拍摄方法，怎么样跟剧情片结合在一起……当时我就开了个玩笑说，我们可以拍一部《看见台湾的志气》。（笑）
问：这么说您有考虑过转型？
答：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擅长的就是从空中看我们的环境。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希望可以把我观察的范围扩大，它不是只在台湾而已。如果未来有比较好的想法、比较宽裕的拍摄预算，事实上是应该走出台湾的，因为环境问题是没有国界的，在每个地方碰到的环境问题都不太一样。你知道我们亚洲地区受到雾霾严重影响的情况，你在台湾不容易拍到这种样子的。
问：不担心以后每一部电影都为经费提心吊胆吗？毕竟纪录片和商业片不同，收益报酬很困难。
答：我想从《看见台湾》已经看见很多人的善念了，从刚开始要拍这部片子，大家不了解我要拍什么，所以在经费筹措上比较困难。那（现在）大家了解到齐柏林在做这件事情，他的目的、他的用意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样题材的合作。只要我有比较好的、比较具体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资金）这部分不会像第一部《看见台湾》这么困难。
问：我们知道您原来20年间都是航拍照片的，并不用摄像机。很多人可能观念中认为大同小异，但其实很多“本质”上的差异，所以转型过来会不会有较大的磨合？
答：哇，这个磨合……蛮长的，是拍摄观念的差别。因为以前我要用一张照片来写一篇文章、说故事，这张照片要涵盖的内容就很广，所以你要飞的很高，拍的“面向”要很广。那影片不是，你要讲一个故事可能要5个、10个画面搭配在一起。这个观点，在我以前没有受过训练的时候，事实上不太能理解。但是我后来试着做一些作品能出来，3、4分钟的（作品），务实的去剪接影片的时候，慢慢得到一些讯息，知道怎么做了。
这部影片在拍摄之初，第一年拍摄的画面，拍完的时候我其实还蛮高兴，蛮得意的。然后拿给我们监制——侯孝贤导演，请他指点一下。我们本来像小学生一样想得到老师的赞美的，结果侯导看完，是深锁眉头（笑）。当然他也知道空中摄影的困难，空中摄影跟一般地面上摄影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我当然是跟他解释，他也给了我一些方向。我觉得那次面对面的提示，对我真的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那种感觉。你突然一下就悟到了！所以在后续的拍摄过程中，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有很大的进步，当然这个部分还可以再进步。
尤其在《看见台湾》上映之后，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我不断地看不断地看，其实我每一次看，看到一些画面都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再提高一点。譬如说，拍摄的时候角度啊、剪接的时候顺序啊…… 所以从去年上映到现在，看这个片子，都有一些不同的反省。不仅是画面、甚至旁白、音乐都有。
问：您请的加盟者，无论是音乐制作何国杰老师、旁白吴念真导演还是监制侯孝贤导演，都是非常有实力、有经验的前辈，对于这个故事，他们肯定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看见台湾”，那么在创作音乐、念独白或是整体的制作上，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意念加进去，改变您本来的意愿？那和您的意愿又是怎样圆融的？
答：像侯孝贤导演、吴念真导演等台湾这些知名的导演，他们看过我的影片后，我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他们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改变，因为他们尊重我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支持！我觉得每个导演看完我的片子，不仅是导演，包括剪接师，或者顾问，他们都会有他们的观点：你这个应该怎样剪，你故事的叙述应该怎样改变……但是说真的，面对这些大导演的提悉和指导，他们不是用这种方式，他们反而是告诉我说：“这个还不错。”“这样大致是可以的。”
做过影片的人都知道，当你片子架构、大致雏形完成了以后，你要改变它，那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工程。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尊重我的创作的。我在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真的是得到非常多台湾导演的提点，跟给我学习的机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大家过去都没有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拍摄，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土地，他们觉得齐柏林帮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我自己要这个版本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让你改变的那种建议。
问：您之前提到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申请政府的资助，是不希望有任何因素来干扰这部影片，所以您没有为金钱或权贵妥协过。刚刚您也提到，这部影片也没有因电影界的前辈妥协过什么。那么这部电影在制作过程中，有没有过任何妥协呢？
答：这部片子最大的争执来自我跟我的剪接师。因为我的剪接师在剪这部片子时大学还没毕业（笑），非常年轻的剪接师。我们一起拍摄、一起工作，互相也大概了解对方的脾气。但是你知道我跟她差了一辈的年纪，我跟她很多地方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些……对影片内容的剪接的方式或画面的一些争执。因为我的年龄可以当她（剪接师）的父亲了，所以我也不会用严厉的方式讨论，我只会在自己心里生闷气，我必须要隔一天或隔两天再跟她讲：“唉，这边再调整一下。”当她不愿意退让的时候，我就会请她的恩师出来（笑），做一个中间人。
年轻人有时候会比较坚持一点，我也尊重他们。事实上这部电影里面，我尊重她的地方，我后来觉得她这部分确实处理的不错。最后这部作品，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组合。（问：那也不算是妥协，是大家相互的……）是讨论，大家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提出来。
问：您最后还有什么希望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答：《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并不是用一种批判的方式去叙述环保问题，它其实是很温和的一种题型，这个题型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我觉得环境的问题是你我都有责任的，每一个人都必要彻底的明白，我们今天如果不好好善待我们的环境的话，未来遭殃的是我们后代的子孙。我们很希望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能够自我反省，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上、消费行为上，也用一种更友善的方式，追求一个美好的环境。我想在此地（布里斯本）的侨胞们，你们已经身处一个非常优异的环境里面，你们可能感受不到，但事实上，在世界其他未开发、已开发、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其实面临到非常多环境的问题，这个部分是需要更多人来关心的，这样我们的地球才能够有美好的未来。
后记：电影公映结束后，齐导还与观众分享了拍片中感动的点滴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共享。
齐：电影里面，最后，你们看到的原声音乐学校的小朋友到玉山顶上去唱《拍手歌》。这首歌在片尾是希望大家看完电影后，能够鼓励大家疼爱我们的土地。这群小朋友其实全部都是五、六年级的孩子，他们是布农族的小朋友。在台湾这个汉人为主的社会里，原住民算是弱势（群体），尤其这些布农族的孩子很多都是单亲家庭的，从小就缺乏自信心。村里的马彼得校长为了让这群孩子有自信，成立了一个儿童合唱团，带他们唱歌，建立他们的自信。他们在台湾得到很多音乐比赛的成绩，因此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参加合唱团比赛。有一次他们去香港比赛，看到不同国家的队伍，都拿着他们自己国家的旗子出场，美国队拿美国队的旗子出场，日本队拿日本队的旗子出场……我们的小朋友拿旗子出场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和平时学校升旗的旗子不一样，上面写着“中华台北”。小朋友就问校长说：“校长我们住在南投啊，为什么要拿一个台北的旗子出场？”（众笑）校长哭笑不得，没有办法回答这种大人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校长告诉他自己，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一定极力行销台湾，介绍台湾。
因此，当我邀请他们到玉山唱一首歌，鼓励台湾人的时候，校长一口答应了。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爬到玉山顶，大概4000公尺高，他们上去的时候零下2度，小朋友只有半个小时演唱的时间。上面风非常大，我当时从来没有在那么恐惧的情况下去航拍过，但是大家知道那个画面在这个电影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局，因此我是克服心理的障碍把这拍摄完成的。我完成要离去的时候，告诉地面，这是最后一圈（飞行拍摄）了，拍完我要离开了。然后我在镜头里面看见，每个小朋友跑去他们包包里面拿出一面国旗，对着镜头，迎风招展。我当时情绪非常非常感动，我和飞行员两个人情绪都很激动。拍完后，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落地后，我还跟校长“抱怨”，你们为什么在我心里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在这边展国旗……后来我才知道前面那段故事，因为校长想让全世界看见台湾……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今年的2月，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带着这部电影去参加世界各个地方的影展、电影的观摩展，互相交流。我们真的让校长的心愿达到了，我们带着《看见台湾》，到世界各地（掌声响起）……
(责任编辑：陈紫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