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隐：假若张季鸾能活到今天……

【大纪元2014年06月01日讯】最近，看到一篇《张季鸾墓地迁建风波》的文章，大受启迪，感慨良多。

　　张季鸾先生的事迹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他那淡泊名利，刚正不阿，言论报国，文人议政，“以钝重之笔，写锋利文章”的崇高品德和爱国热忱，感动了几代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先生以其主编的《大公报》为阵地，积极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忘劬积瘁，致耗其躯”，遂以54岁英年，于1941年病逝于重庆。

　　张季鸾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给予了“国葬”之礼。国共两党及各界名人纷纷唁电致哀，给予了张季鸾先生以极高赞誉。因祖籍陕西榆林，于是次年又将先生灵柩归葬于陕西长安县（榆林当时属中共管辖）。

　　据张季鸾外甥女李赋英回忆：先生的墓地“占地40亩，建成之初，曾有部队专门看守。”墓地四周“柏木萧萧，石碑林立，碑上的题字有蒋介石、林森、于右任等人。”每年海内外前来祭奠者络绎不绝。

　　然而，时移世易，经70余年的时光流转，张季鸾先生的墓地却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败的凄惨遭遇。柏树被“大炼钢铁”砍光，石碑被当作“四旧”砸碎，墓园仅存三分之一，与猪圈和砖窑比邻，四周野草漫目，碎石遍地，一派荒凉破败景象。文化大革命中，张季鸾的后人，包括每年都要前来祭奠舅父的李赋英也不敢来了。他们均因“家庭出身”而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哪里还敢再来“惹是生非”呢？

　　张季鸾先生墓地今昔这一巨大变化，实在令人唏嘘，发人深思。家属及民间正义之士多次致函有关部门，要求将先生的墓地予以修缮和保护。但这些申报，不是石沉大海，便被推诿拖延，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后来，张季鸾先生的家乡榆林有了积极回应，愿将先生的坟墓，迁至榆林正在修建的一座生态公园内，以供游人瞻仰和祭奠。

然而，就在榆林正为此事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家属和民众葬翘首以待之时，上面忽然一个文件，又使这一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未来是吉是凶，谁也很难料定。

　　同一“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为什么经受了冰炭两重天的不同遭遇，其差距之大，变化之烈，简直匪夷所思！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张季鸾与蒋介石之间曲曲折折恩恩怨怨的关系。

　　国民政府给予了张季鸾先生如此高的礼遇，已经充分说明了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态度，但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情节中，进一步了解此二人之间微妙的交往。

　　张季鸾先生生前，就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成为他大宴群僚的首席主客。

先生患病住院期间，蒋又亲自到医院探视。当时重庆的一家媒体这样记述：“蒋坐在张的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呐呐数语，眉宇凝重。”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张季鸾先生的感情之深。

　　张季鸾灵柩归葬陕西时，蒋介石又专程到西安致祭，并亲自扶柩归葬。后来，蒋还先后三次到张季鸾的墓前致祭，足见其对先生的崇敬之意。

　　看到这里，按照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总会以为作为报人的张季鸾，之所以能受到蒋介石的如此礼遇，少不了充当御用文人，写一些歌功颂德拍马逢迎的文章。然而却恰恰相反，张季鸾一生对蒋介石虽有肯定之处，但更多的则是尖锐批评，无情抨击。

西安事变时，张季鸾也曾积极主张放蒋，那也是完全出于爱国情怀，为抗日大局着想，深恐“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4，12”政变时，他批评蒋“口是心非，倒行逆施”。蒋宋联姻时，他又批评蒋“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张季鸾那著名的“三骂”（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更是尖锐泼辣，锋芒毕露，冷嘲热讽，淋漓尽致，充分彰显了先生铮铮铁骨，独立人格和强烈的爱国热忱。

　　张季鸾先生一生的主要成就，是他主办的《大公报》，他那“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四不”方针，更为国人所称道。他认为报纸的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利益”，既不是某个政党的喉舌，也不受某个政党所驱使；“既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皆拥护之；其害国者，必咎弹之。”

　　反观我们，真是大相径庭，天壤有别。平时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单是57年共产党整风，几十万人就因向党提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文革”更是登峰造极，知识分子普遍成了批斗对像，许多对国家有贡献有影响的名人学者，因不堪其人格受辱而自杀身亡。他们哪里还奢望建立什么纪念之类，只要能善始善终就天官赐福了。

　　名人学者遭遇如此，而那些顶级学者领军人物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被称为“一代词臣”的郭某人，生前高官加身，与最高多有唱和，曲意逢迎，颂词盈耳。按说可以善始善终了吧，但却遗憾得很，晚年一再受到非难，连他倾尽一生心血写下的书，也被批成“不是好文章”。最后，直落得一再检讨，“怀惭抱愧”，“坐立不安”，“眼泪要朝肚子里流”的悲惨下场。（此处文字引自刑小群关于郭沫若辞职隐情一文）

　　看到张季鸾先生身前身后的情景，我便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问题——假若张季鸾能活到今天，又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其实答案早已现成，郭某人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还有一位生前毛泽东给予了极高赞誉，影响力远超过张季鸾的人也可佐证，此人便是鲁迅。

　　1957年反右斗争正酣，毛泽东到上海接见文化界代表。有一位叫罗稷南的人问道：“主席，我现在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微微动了一下身子，爽朗地说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对比是认识事物的极好方法，由此你可以悟出很多问题来：你会明白中国为什么长期出不了大师级人物；明白中国的新闻媒体为什么整天歌功颂德莺歌燕舞；明白喊了多年的《新闻法》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台……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因此，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民主，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不在他说得多么动听，玩出多少花招，只要看一下对待言论自由的态度便一目了然。

　　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一切独裁政权，无不首先通过严格钳制言论，达到巩固独裁统治的目的。然而，此法虽然有效却绝非长久之计，正如一句古语所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

　　历史是无情的，总有一天定会“川壅而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