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1)
回重庆后，按留给我的地址，给王大炳发出的信过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诉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长寿后，当年她的女儿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儿子，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样辛勤劳作，总算能图一个果腹，近年来他又自己打土胚，筑墙，建起了能让一家人遮风避雨的窝。
在盐源农场，大家因他的勤劳管叫他驮牛。信上告诉我，他原来的判决，是以叛国投敌作结论的，所以一直没有给他“平反”。对他来说，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块土地上当牛马。
来信告诉我，今冬岁未农闲时，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一叙久别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场迎接了我这位患难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车站下车后，找不到偏僻角落里的二十四中，所以预先和他约好了时间，他到蔡家场以后，我到车站去接他。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在车站上足足等了他两个时辰。中午时分，从车厢里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
他身穿灰色补丁的棉衣，脚踏绿色的解放鞋，由于终年的劳累和省吃俭用，那干瘦苍老的脸，高高突出的颧骨，颈项上黑黄的皮肤裹着深深的皱纹，下巴被树皮样干燥的皮肤拉得长长的，配以压得略弯的腰，榨干了油似的双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展出的两尊屹立门前呆望天空，手里柱着打狗棍的老农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刘文采压榨出来的，而是中共强迫‘改造’出来的。
正在下车的他，手中提着一个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还小一岁，正逢壮年，但那样子好像足有六十开外了，我们大约五年没有相见，相逢第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比之盐源他新婚的岁月，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过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叙六年前，给我的母亲送信和带来一包瓜子的情景，指点着所经过的街道上那些没有变的地方。我说：“世道变了，现在已不是当年，吃的东西并不缺，你不该路远迢迢带这么重的东西来重庆！”
他说自己土里一点绿豆，算我对你母亲一点心意，他对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着他的脸耽心的说：“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太劳累，不要太节俭，留着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孩子要你抚养成人，千万不要还像驮牛一样的干，身体拖跨了什么都没有了。”
算来他的大女儿已经六岁，小儿子才四岁啊！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到了医院，因为他曾来过，所以并不陌生。
母亲早已在她的房间里等候了许久，今天特别买了很多菜。吃中饭时，她还回忆当年大炳送瓜子仁来的事，用她的话来说，当时在这个人间地狱里，他给我送来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种生活的希望。
吃过午饭后，我俩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们促膝谈心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去成都探看张锡锟家的经过，还告诉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渔洞、化龙桥、大阳沟等地寻找陈力，皮天明，刘顺森的家。告诉他，由于中共的封锁失去联系的人寻找很难。
第二天，拿出了我写的片断给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说：“我可惜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愿你能把我们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进行的反抗以及牺牲难友们的大无畏精神，如实写出来。”
并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并且预约，成为我第一批的读者。
当我问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难时，他说，这几年，原来的茅草房要从新盖瓦房，更换破烂的家俱和农具，给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时秤盐打油、买种子化肥都需要钱。眼看明年大女儿就要开始读书，孩子们的学费全指望他在农闲时候替人帮工，换点力钱。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补疤棉衣，便将我的衣服，翻出几件来送给他。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暗暗替他悲哀，这是一个经中共长期炼狱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内心里那一团熊熊燃烧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胆忠心永不会泯灭。
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些钱，虽杯水车薪，解除不了他的贫苦，但总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嘱他明年岁未农闲时一定再来我这里，那时我写的片断就更多了。
从此以后，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着亲人般的交往，看到他们的信更使我想起狱中的经历。
远在长寿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时间给我寄信来，问侯母亲的身体健康，谈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情况。
直到1986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帮助下，在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以后每年秋收完结，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归来，途经重庆都要来我家一聚，人虽穷而情谊浓，每次相聚如亲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谈国内外大事，有时我们一起到潘老家共聚，畅谈。(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