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马开先的下落(1)
1979年的九月我从盐源平反归来后，就一直打探马开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划我为右派后，这是我心灵上烙下的最厉害的隐伤。二十三年来每次想起，心里一直很伤心。
自从1958年我离开重大后，我们就被强行拆开，从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狱。尤其是，我要弄清当年曹英为斗倒、斗臭我俩，是怎样诬害我俩的？她怎样渡过这二十三年，现在又在何方？
当年重大来盐源为我“平反”时，我尝试向郑老头询问过她的下落，但被拒绝回答，79年回重庆路过成都一直留意寻访，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后来我向重大保卫科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询问她的下落，结果都被拒绝，这就更加令我怀疑，当年给我们的诬陷，定有不敢公开的东西。
受到这种羞辱，而不理会，还算七尺男儿么？
（一）线索
1989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离别整整三十年的郑业文，她姐姐当年也在北碚托儿所工作，姐妹俩父母早亡，从小进了孤儿院。这次与郑业文相遇时，她已满头花发，相互倾诉二十五年遭遇后，她滔滔不绝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来1958年反右运动尾声，七十六名极右份子离开重大去南桐后，郑业文姐姐在托儿所向党交心时，说他们两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县地主，郑业文因此从重大实验室“清理”出来，下放到北碚东阳公社。
开始她在一所小学当教师，文革时却被公社的干部诬为地主阶级的后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
那时她刚怀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连六小时的斗争，残酷的惩罚使她小产，幸好中医院老医生相救，母子终于逃脱了生命危险。
后来她拖着孩子打扫过厕所，拉过板板车，挣扎着渡过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她一边叨叨不绝诉说经历的伤心事，一边痛哭起来。其实她们的祖父早在她们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运动并没有饶过这对可怜的孤儿。
那一次相遇，我问到杨明彦下落，郑业文告诉我：“杨明彦自1961年重大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过批斗，但遭遇比我好。1987年四川农机学院改名四川工学院，她就一直在那里任教。当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几乎全知道，兴许杨明彦能提供马开先的下落。”
正好，我厂有一位叫陈孝牧的检验科人员，他是1967年应届四川工学院毕业生，是杨明彦的学生，他说过几天他要参加学院建校三十周年大庆，我当即拜托他回校参加校庆时，务必不要忘记去看杨老师，并向她转告我的问候。
为了说清我找杨明彦的目的，我专门写了一封简单的信，托他当面转交给她。那封信简单讲了1958年我被划成右派后二十多年遭遇。
陈孝牧参加校庆后回厂不久，我便收到了杨明彦从四川工学院发给我的回信，在这封整整八篇长信里，她的伤感倾泻无遗，读罢我的身心溶进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贞的回忆。——
“看到你的来信，我久久不能平静”，她写道：“一个勤奋好学，喜欢探索，有理想有上进的青年，被整得这么惨，使我万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学时代的校友和兄长，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绩更好”。
少时友人对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给我带来了安慰。
杨明彦也许是我当年同窗中最幸运的一个，她在这封来信中，讲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们大学求学就认识的，她在读书时他已工作，在那种险恶的年代，她俩从大学开始恋爱，终于有了善果，这在同时代人中要算稀贵的。
信中还介绍了她的事业，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机械专家，眼下还带着几个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58年的遭遇，她的父亲也在1957年划为右派。当时剥夺了他在西农正常的执教，将他放到一家劳改工厂，后来死在狱中。
1960年以后，她们姊妹三人被拆散，一个流落他乡，一个在工厂做工。唯独她才侥幸从重大毕业，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执教至今。但她没有逃脱文革的风雨，挨斗抄家，对她这种被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对我托她寻找马开先的下落，她写道：“历次运动中私心重的人确实害了不少好人，这笔胀就算在错误历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点良心和人性，他们自会受到良心责备。你够苦了，去找这种小人算账反而伤自己，不值得”。
无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恳求“历史”惩治那些做尽伤天害理坏事的人，而无法惩戒这些坏人，甚至于连控诉余地都没有，还蒙在鼓里的杨明彦把一切只看成个人整个人的行为。
后来我接连收到她的几封回信，告诉了我一大窜在成都地区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学地址或下落。其实人的相聚是要讲缘分的，想到我被揪斗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几乎没一个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讲几句值得我永生纪念的关怀话！想起他们在斗争会中学舌的丑恶嘴脸，我就对他们感到呕心！。(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