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六 “谈恋爱”
革命的婚姻 （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
（接上13）
在一个凉爽宜人的秋日早晨，我母亲去见王同志。秋天是锦州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暑热已消，但仍然暖和，可着夏装。狂卷了大半年的风沙，此刻已消逝无踪。
她穿着一件裁剪得体的传统式蓝旗袍，围着白纱巾。为了赶上革命的新潮流，她刚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在新政府机关的一个内院里，她看见有个人蹲在树下，背朝着她，正在花台边上刷牙，她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当那人抬起头时，一张黝黑的脸映入我母亲的眼帘，他年约二十七、八岁，眼睛挺大略带忧虑。在宽大的制服下，我母亲看得出他很瘦，个头大约比自己稍稍矮一点。他若有所思，梦一般的表情使我母亲觉得他像个诗人。“您是王愚同志吧！我是学联的夏德鸿。”
“王愚”是化名，他后来成为我父亲，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他一直是这个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官之一，几天前，随共产党军队攻入锦州。进城后他担任共产党市委秘书长、市委执行委员。后来又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主管教育（包括扫盲运动）、卫生、出版、娱乐、体育、青年工作以及收集公众意见等，是个不小的官。
我父亲出生于离锦州大约一干二百哩远的四川省宜宾。宜宾位于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处，素有长江第一城的美名，人口当时约三万人。这一带地方是“天府之国”四种的富庶地区之一，温暖湿润的气候很适合种茶。今天英国人的中国红茶，大部分来自这里。
我父亲排行老七，有九个兄弟姊妹。我爷爷张德华十二岁开始就在一家市区商号当学徒。成人后，和在同一商号做事的哥哥一起创业，几年功夫发了财，买下了一座大宅。谁知，从前的老板眼红他们的成就，一状告到官府，咬定张家商号起家的本钱是偷他的，官司一打就是七年。参与审案的大小官吏，十个九贪得无厌。张家兄弟为了洗清恶名，几乎贴光了财产、资本，仍未能斗过财大气粗的老板，爷爷被关进监狱。唯一解救的办法是让老板撤回诉讼，这下又花去他哥哥一千块银元。爷爷出狱了，张家也倾家荡产，仅剩下那座大宅。他哥哥丧气又恨，加上连年劳累，一病不起，死时才三十四岁。
我爷爷不得不承担起养活两家十五口人的重任。他开始重新经营商号，生意终于在一九二零年出现转机，但很快又陷入困境。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加上经济大萧条，他穷于应付，心力交瘁，一九三三年正当四十五岁壮年时，就撒手而去。为了还清债，他们被迫收了生意，卖了家当。孩子们从此星流云散，有的出外打零工，有的被迫当了兵——当时到处打仗，当兵等于送死。女孩们则尽可能找个经济宽裕的人家嫁。我父亲最喜欢的一位堂姐，当时刚十五岁，只得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鸦片烟瘾君子。轿子抬走她那天，我父亲光着脚，跟在轿子后面跑，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我父亲自幼酷爱读书，三岁便能吟诵古文，邻里称奇。爷爷去世第二年他十三岁，正在初中读书，因无钱以继，只好辍学外出寻找生路。又过了一年，即一九三五年，他沿长江而下，来到重庆。这是个比宜宾大得多的城市，他在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一天工作十二十小时以上，做完店里的差事，还得帮老板家打杂。每当老板坐滑杆在城里兜风时，我父亲就得帮他提着水烟袋一路跟着小跑。笨重的水烟袋本来可以挂在滑杆上，老板为了摆阔气让人提着，显示他雇得起人专门提水烟袋。我父亲没有工资只有一张床和每日两餐不能果腹的饭，每到夜晚，他饥肠辘辘，难以入睡。
我父亲的大姐在重庆，嫁给一位教师。我爷爷去世后，奶奶就搬来重庆与她同住。有一次，我父亲饿极了，跑到姐姐家的厨房里抓了一块冷番薯吃。他姐姐发现后冲过来对他喊着：“养母亲已经够难的了，我可再养不起一个弟弟。”我父亲很伤心，奔出屋去，再也没有去过大姐家。
他向老板要求一天吃三餐饭，老板非但不给，反而骂他。一怒之下，我父亲跑回宜宾，到处打零工。一天找不到活干，一天就饿肚子。周围的人，也各有辛酸史。每天他步行去做工时，总会碰到一个卖烤饼的老人，驼着背，瞎了眼，摸索着走。为了招引行人的注意，他总用颤抖的声音唱着小曲。每当我父亲听到这令人心碎的曲子，他就对自己说；“这个社会非变不可！”
出路在哪里呢？我父亲还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字眼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八年，他刚七岁。这天，他在离家不远处玩耍，忽然望见一大群人围在市中心十字路口。他从人缝中挤到前面，只见一个年轻人盘腿坐在地上，双手被反绑着。身旁站着手持大刀的彪形大汉。年轻人向围观的人讲说他的理想——“共产主义”，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讲完后，刽子手举刀从他背后一刀砍下他的头。我父亲吓得“哇！”的一声用手蒙住双眼，血淋淋的场面令他毛骨悚然，而年轻人临刑前的镇定和视死如归，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听说这人叫李家勋。
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宜宾这样的偏远城市，共产党也已组织了一个有规模的地下组织。他们当时的行动纲领是抗日。蒋介石对日本人占领东北、侵犯华北实行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围剿共产党。共产党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取消“剿共”联合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他自己的两员将领扣了起来，其中一位是从东北撤退出来的少帅张学良将军。后来蒋介石获释，部分功劳是共产党出面调停，条件是他答应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明知同意这个条件会使共产党得以生存和发展，但却不得已而为之。照他看来，日本人只是“疥癣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共虽然结成联盟，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地区仍得从事地下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我父亲对祖国存亡痛心疾首，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中。当时他在一家出售左翼出版物的书店当店员，利用守夜的机会读了大量左倾书籍。他的另一个工作是在一家电影戏院为当时风行的美国默片当解说员。他还加入了一个抗日剧团，因为身材瘦削，面目还皎白清秀，多扮演女角。在剧团里，父亲结识了不少朋友，而且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地下组织。他对共产党关于抗日和建立公平社会的主张很是倾心，一九三八年十七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当时，首都南京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落入日本人之手，蒋介石把政府迁到重庆。为保障首都安全，国民党警察和特务在四川严防共产党。我父亲的剧团被迫解散，一些朋友被捕，有的则逃走了。我父亲不知如何为抗日救国出力，深感愤懑。
几年前，共产党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曾穿过四川边远地区，最后在陕西延安落脚。剧团的朋友屡屡谈起延安的生活：平等友爱，朝气勃勃，没有腐败，工作充满效率——俨然是我父亲向往的理想社会，一九四零年初，他一个人踏上了延安之途。他先到重庆，从一位当国民党军官的姐夫那里弄到一封信，以通过国民党控制区和延安外边的封锁关卡。由于没有钱， 交通又不便，他多是步行，整整走了四个月，到达延安时，已经是一九四零年四月了。
延安坐落在黄土高原，以九层宝塔为中心，整个小镇是由一排排土黄的窑洞组成。我父亲就是在这种窑洞里住了五年。毛泽东和他的筋疲力尽的军队已分别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来到延安，随后在这里建立起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位于穷乡僻壤、几省交界地方，使共产党得以立足。
我父亲在陕北公学呆了一段时间后，申请进入共产党最高理论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入学考试很严，但他考了第一，这多半归功于他在宜宾书店阁楼上日夜的苦读。一起应考的同伴们都很惊讶我父亲这个“乡巴佬”居然会比他们强，他们大部分来自像上海这种大城市。我父亲成了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他热爱延安，发现这里的人充满热情、理想而且乐观。共产党官员们生活简朴，和普通人差不多，这与国民党官员的奢华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延安不是民主社会，但与他以前的世界来比，简真是天堂。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运动，要大家提意见改进工作，叫作“整风”。研究院的一群年轻人，包括我父亲，由王实味领头贴出大字报，批评研究院负责人，要求自由和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此事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也来看大字报，他很不高兴。后来整风演变成了整人，王实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和间谍。我父亲是研究院参加“市事”的最年轻学员，院领导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艾思奇一向很欣赏他，说他头脑敏锐，绝顶聪明。此时他说我父亲“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这样我父亲没被毁掉，但连续好几个月，他和他的朋友耳边仍灌满了无情的批判声，说他们在延安制造混乱，削弱共产党的团结和纪律，损害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他们得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在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检讨，共产党领导干部则一再向他们灌输：为了救国必须绝对服从党。
学院关了门，我父亲被派到中央党校教那些农民出身的半文盲军官中国古代史。这番严峻的考验使我父亲完全皈依了共产党。就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历经万难才来到延安，对共产主义倾注了全部身心，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事业。他觉得严酷的磨练是应该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为救国大业而净化灵魂。他相信救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执行铁的纪律，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当然，延安的生活也有轻松的一面。我父亲踏遍了附近山山水水，搜集黄土高原的民谣，也学会了优雅地跳西方交际舞。交际舞在当时的延安很流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后来的总理周恩来，都喜欢跳。黄河支流延河沿着宝塔山蜿蜒而下，河水充满黄沙，我父亲常来这里游泳，他喜欢仰泳，从水面上仰望立在山尖上的古老石塔。
延安的生活虽艰苦、但也令人振奋。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对延安加紧封锁。粮食、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一下子几乎都没有了。毛泽东号召军民挥锄种粮，纺纱织布，自制必需品。我父亲成了手工纺纱的能手。整个抗战期间他都在延安。尽管被封锁了，共产党仍在大片地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的华北地区。毛泽东的确高明，联合抗日使共产党获得生死攸关的喘息空间。到抗战结束，他们已有效地控制了十八个根据地，大约九千五百万人口，约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两成。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积累了如何管理政府的经验，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搞经济，这些年训练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控制体系更是举世无双。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军队开赴东北扫除日军，两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与苏联人军事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人，但被拒绝，因为斯大林认的是蒋介石政府。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命令自己的战斗部队和政治干部进入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东北。
日本投降后一个月，我父亲奉命离开延安前往东北的西南部一个名叫朝阳的地方，它位于延安东面七百哩处，靠近内蒙古边界。步行了两个月，我父亲一行人于十一月来到朝阳县。这里多是荒山秃岭，差不多和延安一样穷。三个月前，朝阳还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苏军进驻朝阳县的第二天，当地共产党地下小组即宣布成立共产党政府，但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也亮出国民党牌。结果共产党军队马上从五十哩外的锦州赶来，逮捕并处决了国民党首领，罪名是“阴谋推翻共产党政府。”
我父亲的小组是延安共产党总部正式委派的，他们接管了政权，我父亲成为核心领导人之一。新政府在一个月内开始有效地管理这个有十万人口的地区。第一件事是到处张贴安民告示：（一）释放所有在押犯人；（二）关闭当铺——当物免费领回；（三）关闭妓院，放走妓女，由老鸨发六个月的生活费；（四）开官仓发粮救济贫民；（五）属于日本人汉奸的财产全部没收；（六）中国人的工商业受保护。
这些政策大受欢迎，因为对绝大多数的穷人好处最多。当地人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政府。在军阀混战期间，朝阳地区遭到各方势力的烧杀掳掠，后来又被日军占领，劫夺了十余年。
我父亲新工作刚开始几个星期，毛泽东发布命令，要共产党军队撤出易受攻击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退到附近的农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农村包围城市”。我父亲的部队于是进了朝阳荒山，与他们终日为伍的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野花和偶然碰到榛子树、野果，很少找到叫的东西。夜间温度低到零下二三十的摄氏度，室外过夜如果缺少御寒衣物，会很快冻死。本来，几个星期前还眼看着日本人战败，东北地区共产党的根据地骤然扩大，似乎胜券在握，但此刻却化为乌有。当我父亲和战友们躲在山洞，蹲在穷苦老百姓的茅屋里面，他们的心情极度沉重。
这段时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忙于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蒋介石把首都迁回南京，在美国人帮助下把大批军队运到华北，并密令他们尽快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人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劝蒋介石容纳共产党，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于一月十三日生效。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开进朝阳县城，立即建立起庞大的武装警察部队和情报网，组织地主武装，共同剿共，武装力量达到四千余人。到了二月，已赶得我父亲一行人节节后退，进入越来越荒凉的地带。大多数时间他们只能躲在最穷的农民家里。到了四月，他们无路可退了。唯一生存的办法就是分散开来打游击。我父亲以一个名叫六家子的村庄为中心，建立了他的根据地。这个山村位于小凌河源头，在锦州西面约六十五哩。
游击队武器很少，只能靠袭击当地警察补充，或向地主“借”。他们特别努力争取过去“满州国”的伪军和警察，因为这些人既有武器又有战斗经验。在我父亲的根据地，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推行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多余的粮食、衣物，钱财等分给贫苦农民。刚开始时进展缓慢，游击队实力单薄，根据地也不巩固。到了七月，当高粱将熟，“青纱帐”内可以藏身时，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路游击队已能够齐集六家子村开会。会场设在寺社内，我父亲任主席。他引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做开场白：“这里就是‘聚义堂’，让我们在此共商怎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我父亲的游击队向西挺进，攻占的地区包括大部蒙古人居住的村庄。一九四六年冬天降临时，国民党加紧了清剿。十一月的一天，父亲的游击队中了埋伏，他本人险些被抓。经过激烈的枪战，他侥幸突围，衣服裤子被树枝扯成了碎片，至今他的同志们忆及此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们几乎天天变更宿营地，有时一个晚上得转移好几个地方。睡觉从不脱衣服，生活就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埋伏、包围和突围。游击队里有一些妇女，我父亲决定把她们和伤病员向南移到靠长城较安全的地区去。这是一次穿过国民党控制区的漫长危险之行，任何声响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我父亲万不得已命令把所有的孩子留给当地农民寄养。有位妇女实在难舍孩子，我父亲最后让她选择：留下孩子或军法处置，她把孩子留给了农民。随后几个月，游击队逐步向锦州和铁路沿线靠近。国民党发动了好几次围剿想消灭他们，但一次也没成功。游击队影响越来越大，当时二十五岁的父亲已声名远播，以至锦州城里四处都贴有通缉令悬赏捉拿他。我母亲看过他的通缉令，也从她的国民党特务亲戚口里听到不少有关他和他的游击队的故事。
父亲的游击队每离开一个地方，地主就随国民党军队反攻回来，强迫农民交回分去的粮食和衣物等。不少因饥饿吃掉了粮而交不出的农民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杀。六家子的头号大地主金廷泉当过“满洲国”警察署长，曾野蛮地强奸过村里众多妇女。当我父亲的游击队来此安营扎寨时，他逃掉了，游击队打开他的粮仓济民。金廷泉随国民党军队还乡后，逼着农民跪在他面前，向他讨饶，归还共产党分给他们的东西。已吃掉粮食的农民被拷打，家也被砸了。有个农民既不还粮，也不磕头，金廷泉竟当众用火把他慢慢烧死。
一九四七年春天，形势开始对共产党有利，父亲的游击队重新占领朝阳城控制了周围广大地区，庆功宴会后是晚会，父亲巧妙地把战友名字作成谜底，编成谜语，猜得大家喜笑颜开。
土地改革随即进行，把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给农民。但在六家子无人敢要金廷泉的地。尽管他已是阶下囚，农民们见到他还是点头哈腰。我父亲走访了许多农民，终于了解到金廷泉上次还乡后的暴行。朝阳县政府据此下令处金死刑，执行枪决。但被金烧死的那个人的家属和其他受害者则要求以牙还牙，烧死金廷泉。当火焰在金廷泉周围熊熊燃烧时，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直到火舌舔到胸膛才叫了一声。共产党理论上反对酷刑，但通知干部在农民要求复仇时，不应干涉。所以派来对金廷泉执行死刑的共产党人没有阻止农民。
像金廷泉这样的人并非一般的富裕地主，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有莫大的权力，肆虐乡民，叫作“恶霸”。有些地区，非恶霸的一般地主也被算作“石头”，意即革命的阻力。对“石头”的政策是“可杀可不杀者，杀！”我父亲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告诉部下和群众，只有那些罪证确凿的人才应处死。他一再给上级报告提出对人命要谨慎处置，过多的死刑只会损害革命。由于许多像他这样的人直陈己见，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中央发出紧急命令，要各地禁止滥杀。
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到来后，一九四八年初，我父亲的游击队受命与他们共同作战。他转为负责锦州——葫芦岛一线的情报系统，搜集国民党部队署及粮食供应情况。他的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包括夏家的房客毓武。从这些报告中，我父亲第一次听说了我母亲。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