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晓辉:中共是人类共同的邪恶（二）

【大纪元2013年12月08日讯】［内容题要］中共在它统治中华民族的几十年期间，人世间恐怕没有哪项关于“恶”的概念和定义与它无关。但是也没有哪一个关于“恶”的概念和定义可以解释或说明中共是一种什么样的“邪恶”。

在对信仰的迫害中，如果说大约两千年前，古罗马皇帝尼禄命令将基督徒投进竞技场，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狮子）活生生地撕裂咬死，是人在借用猛兽凶残的“兽性”来取乐、恐吓民众远离基督教从而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的话；那么，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中共这只邪恶怪兽的灵体附着在“人”身上，取代人的灵魂而将人变更成“猛兽”、直接用人当成“猛兽”去撕裂“咬死”法轮功学员来谋取暴利，丑化、欺骗并恐吓民众去仇恨和远离法轮功，从而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这种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对“真善忍”的信仰。

中共要毁灭的不仅仅是民主、自由、宪政、所谓政治异己分子、法轮功……和看似是它们敌人的人；它要毁灭的是整个民族以致人类，同时也包括了中共党员在内的任何人，直至中共最高领导人也不可能逃脱被毁灭的命运。

［正文］

二、 关于“平庸的罪恶”和中共迫使千千万万人“犯罪”

（一）平庸的罪恶

简单来讲就是：服从命令而行恶之人的邪恶。这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平庸之恶”。 也有人从体制的角度认为，“平庸的恶是指极权主义下或者说现代官僚体制中的个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

上个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题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的系列文章，她提出了一个非常富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像艾希曼这种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比如顺从和不负责任……。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思考，就像是在最安静的时候面对自己；思考并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是获得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思考赋予人们度过关键时刻的力量，从而防止灾难性的后果。

（二）江泽民迫使千千万万人成为比“艾希曼”更邪恶的罪犯

上世纪末，江泽民发动了一场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迫害更为严重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采取肉体消灭、搞臭名誉、掠夺财产等无所不用的古今中外所有迫害手段，对上亿旨在愿望成为好人的练习法轮功的人类成员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迫害运动中，江泽民又迫使千千万万人成为比“艾希曼”更邪恶的罪犯。

2000年10月，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将18位坚持修炼不转化的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任他们强奸，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余者致残。据一位被关押在那的女学员对亲友说：“那里面的情景是想像不到的邪恶。”

2001年4月，被劫持在一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邹桂荣（被迫害致死）、苏菊珍（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含冤离世）、尹丽萍（下肢瘫痪，一度精神失常）、周敏、王丽、周艳波、任冬梅（未婚）、赵素环等九人，先后被马三家送到张士男子劳教院，与四、五十个男人关押在一起受尽蹂躏和摧残，有的女学员18天后精神失常。

在马三家劳教所，这样的暴行几乎天天发生……。

一位年仅四十五岁的法官鄂安福因脑出血，历经近两个月的抢救无效而早逝，在他临终前自己深深的忏悔: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大的亏心事儿！他参与了和秘密判处了多名法轮功学员重刑，数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五到八年。鄂安福参与了这些案件的非法审理。鄂安福说，被无罪判刑的女法轮功学员中，其中第三小学的体育老师王敏是自己昔日的同事，鄂安福原来也是第三小学的老师，后来考入法院。他说：我竟把自己昔日的同事王敏送进了大北（辽宁）女子监狱，后来得知王敏在狱中吃了不少苦，还得了重病，心里感到有些内疚。

鄂安福还说，近几年，在法院不断的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和信件，知道自己当年做错了，但却没从内心对自己的行为真正的忏悔。我今天把这些十年前干的坏事都说出来，向那些被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深的忏悔我要在死之前，说出自己干的这些昧良心的事。

鄂安福表明自己要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没有共产党的谎言欺骗，自己当年不会对法轮功那么仇恨，以至于助恶为虐，迫害好人，使自己犯下了大罪，受到天理的惩罚。

据说，艾希曼也曾经有过不适应。一次他的上级要求他提供死亡报告，他因为不愿意去现场目睹惨不忍睹的场景，而提出辞职报告（在审判法庭上他说自己会“恶心”），他的上司缪勒回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性。”因此，他仍然坚守岗位。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具体的工作目标是效率和提高效率，衡量他工作成败与否的直接标准是他的运输“能力”。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像发明“毒气浴室”，也是为了让任何人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不去过问下一个环节将要发生什么，他们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他不思索，不思索人际，不思索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这种恶决不仅仅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发生在畸形的年代，比如“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各种“不得已”的告密、检举、揭发等，它同样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及的恶。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真实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技术化、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生命，更重要的是人的灵魂。人们认为：灵魂居于人或其他物质躯体之内并对之起主宰作用；部分科学家认为灵魂是主宰人的思想、行为、精神、感情等潜意识是一种未知的非物质因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灵魂，并能伴随着其成长发生变化。中共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除了使百万法轮功学员肉体被残害和失去生命外，更为邪恶的是，迫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我们知道，让一个有正信，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的好人，被强迫放弃做好人，这无疑比杀害这个人还要更可怕！因为这将直接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

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的警察局长，加维尔，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多年尽忠尽责，追寻着逃犯的冉阿让的行踪。在自愿为了领功而请命冒充革命志愿者混入革命队伍中，不慎被识穿。在命悬一刻之时，冉阿让救了他，加维尔并不领情，在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冉阿让他震撼了：因为冉阿让：要求的并不是兑换放弃追捕的条件，而是明确的说自己冉阿让–是个好人。加维尔的信仰是尽忠—职业道德，而冉阿让的信仰是行善，没有对与错的绝对比较，但是更宽阔的人性永远会让狭隘的人性自我论证失败。冉阿让的仁慈也彻底触动到了加维尔对他自己一生的思考在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中，加维尔越来越觉得这谨遵法律的职责，社会的信条追捕冉阿让的几十年是最没有意义，是这辈子最应该忏悔的。然而又无法跳出自己作为一个职业警察，从未渎职过的矛盾心理。他完全迷茫了，无法排解，不知该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于是在塞纳河畔徘徊了很久后，跳进河中结束了自己循规蹈矩缺乏人性的一生。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让千千万万的华人同胞同样完全迷茫、也必将认识到与邪恶为伍而无地自容、痛不欲生。

（三）“恶首”依赖“平庸的恶”达到目的

邪恶之首要达到它的目的，必须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培植它的死党，同时要依赖广大的像“艾希曼”这样的罪犯。

如《九评》所言：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七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力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

这样一来，一场欲将全体中共党员和人民变更成像“艾希曼”这样的和比他更邪恶的“罪犯”——镇压人类“好人”的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邪恶的运动发生了……。它超越了人类的一切道德底线，而成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待续）

转自《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