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29日讯】拷问江泽民胡锦涛和三位总理
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罪魁祸首，因有一手遮天人物从中做梗，一直未能对其立案问责。偌大的中国虽一再自诩“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此案却成为当代最具震撼性的事涉数万因卖血无辜死于艾滋病而不被追究的“漏网之鱼”。人们要问，造成这样的人间惨剧谁之过？
不惜鱼死网破也要死保到底不回头
发生于90年代初即中共十四大（1992-1997）期间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至今已经20年。就一般常识而言，发生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必须分秒必争，至迟也应在十五大（1997-2002）期间立案问责，但因有“后台”保护，未能如此。这就给艾滋病这个世界最大瘟疫的肆虐提供了适宜土壤，任其在中原大地扩散传播。到了十六大（2002-2007）期间，泛滥成灾的艾滋病已导致成千上万感染者死亡，成百上千个艾滋病村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了，中国当局仍不顾国际组织和舆论的谴责，依然故我，置若罔闻。在十七大（2007-2012）期间，陷于绝境的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和安抚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可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在“一切为了人民”的调门下对他们的死活仍然漫不经心，没能成为受害者生命的诺亚方舟。与之并存的另一恶行是，也就是在1995年发现艾滋病毒爆发流行后的十多年间，不管有多少仁人志士举报和无数受害者上访，从中央到河南省各级政府的信访部门，对此都极尽推诿搪塞之能事，并以拘留和判刑的维稳手段进行打压，人性如此扭曲和邪恶，令受害者苦不堪言。鉴于惊骇世间的惨状，笔者近三年来曾实名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行6次举报，但都石沉大海，并遭到警方传讯和其他方面的监控。在忍无可忍情况下，我又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于9月发出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公开信，希望能见到解决河南问题的一线曙光。但如痴人说梦，一次次落空。这明白无误表明，从十四大始，直到十八大各届执政党高层，对待河南事件始终是一个鼻孔出气，毫无改弦易辙之意，殊死也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要是在全民普选产生总统或首相的国家，不用说四届，就是在本届任期内如发生像河南这样的大案不立案问责，也歪想连任，必定在下一届竞选时被踢出局，由在野党取而代之，只有一党独揽大权的国家才有拖延四届甚或被永久尘封不查处的奇闻。祸国殃民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在十八未能问责之玄机，其谜底此时已见端倪。这一情况发生后，我于十八大闭幕之时，又当即发出《李长春和李克强的良心哪里去了》一文，对十八大不仅不对河南血祸案问责，反而将该案其中一位重要责任人李克强第二次推选为政治局常委继续被包庇的做法，表示强烈的愤怒和痛斥。事情到了这一步令我深知，再过多考虑后台的脸面，不点名道姓，已无济于事，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敬酒不吃吃罚酒，豁出已有60年党龄、年已8旬且肝癌晚期、属于风烛残年之躯的老命再次一搏了。
河南血祸 亘古未闻大案惊天
20年前，河南号召农民卖血，采血前不做任何检测，采血后除血浆之外的其他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就是这种不做检测和违反常规的回输，导致了严重的交叉感染，令艾滋病毒大面积扩散。这场以收构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血浆经济”造成的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发生在李长春主政河南（1992-1998）的90年代中期，爆发于李克强主政河南（1998-2004）的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病毒和至少10万感染者死亡，令成百上千个村落凋敝和成千上万农户遭受灭顶之灾，是人类有史以来因长期蓄意隐瞒疫情，导致的绝非天灾而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人祸的最大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其伤害程度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可谓罪孽深重，罄竹难书。无疑，李长春和李克强应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发生与蔓延负责。
河南1992至1998年期间因鼓励农民卖血导致的艾滋病的发生与蔓延，本与李克强无关，如稍有良知，他可以不受牵连，但未能避免。当李长春在那场严重危机中已无法为继时，执政党高层临危受命委托他前去河南“灭火”，以保驾李长春安全撤退，并带着在河南的劣迹转任广东任省委书记。此时李克强进入河南如能一反前任的做法拨乱反正，自然显其英雄本色。但为了仕途，他怎可有违一手遮天那个后台的信赖与重托，错失别人打着灯笼都难以遇上的攀龙附凤良机。李克强那时已不顾什么派不派的，而是心甘情愿地投入李长春后台的怀抱，在隐瞒河南严重疫情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前任团结一致、亦步亦趋同坐一条船“同舟共济”。也就是在首先维护前任的威信，还是维护几十万受害者权益问题上，他选择了前者。结果一个猛子扎下去，深陷河南艾滋这个漩涡而不能自拔。这表明，信奉实用主义“墙头草”的李克强，就这样一个跟头跌倒在河南。这就是1998至2004年李克强主政河南期间，河南艾滋病疫情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所在。事实说明，河南艾滋病的发生与恶化，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道德危机，让河南在10多年的漫长过程中，人为地一步步演变成为“艾滋病之乡”。李克强此时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因保李长春有功，反而得到那个后台的奖赏，于2007年的十七大，负罪的二位高官双双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众官员仰慕的国家领导人。
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 久不查处的元凶何许人也
需要指明的是，如以河南周口地区卫生检疫中心医生王淑平第一个发现艾滋病毒于1995年大面积传播算起，执政党高层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不立案问责，至少延迟15年。这是造成疫情失控和病情恶化的重要推手，从而酿成了当代绝无仅有的毁灭性极大的灾难。这种让玩世不恭的州官肆意放火而不加制止导致的目不忍睹的后果，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呢？
我国近些年发生的如“河北三鹿毒奶粉案”、“山西矿难”以及“7.23温州动车相撞事故”等公共安全事故，都立案问责并对受难者进行了赔偿，就是近期发生的“延安8.26 特大交通事故”亦出台赔付方案，唯独比上述事故都严重的河南血祸案例外，实行的则是不立案、不问责和不给受害者赔偿的“三不政策”。李长春和李克强依仗后台给的“三不政策”，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至今坚持不认错，不担责，不谢罪的“三不主义”，其气焰甚嚣尘上。正是这两个“三不”，致使罪恶昭彰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至今还是一个无人负责的“无头案”，创造了世界丑闻的一项新记录。试想如果没有一言九鼎的后台撑腰和放纵，量李长春和李克强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法网。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拖延至今不能立案问责之过，不言自明，其元凶就是一手提拔自己“心腹”李长春的后台江泽民，和一手提拔自己“影子”李克强的后台胡锦涛。无疑，他们应对迟迟不能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立案问责负责。如果不对两位后台问责，不打掉拦路虎，他们还会继续挟持和绑架国务院，对二位高官的立案问责就是空话。同理，不对二高官立案问责，对受害者及其死者家属的赔偿和现患给予有效治疗的司法保障方案，就不可能出台而变得遥遥无期。
三位总理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难辞其咎
追究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谁之过，李鹏、朱镕基和温家宝三位总理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鹏得知河南艾滋病毒于1995年爆发流行后，曾责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但陈派出由王陇德副部长牵头的调查组，因负责人是河南省卫生厅长刘全喜老乡，上报给中央的是虚假疫情，调查结果也从未对外公布，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李鹏总理对无果而终的调查再未追问，显然失责。
于1998年至2003年正是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猖獗之时在此时段任总理的朱镕基，未闻他对河南艾滋病爆发流行采取过何种控制病情恶化的有效措施，也未对二位高官立案问责以及出台对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显然严重渎职。
于2003年任总理的温家宝在他任职的近十年间，人们期望他能像查处河北省毒奶粉事件等多个案件那样，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地查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敢于对李长春和李克强问责和出台对受害者及死者家属的赔偿方案，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竟无所作为。他曾分别于2005年2月和2007年11月，前往河南省上蔡县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视察，在河南艾滋病爆发流行多年后才去，显然迟了一大步。他两次去文楼村除了对艾滋病患者口头示好外，对二位高官蓄隐瞒疫情这个焦点问题没敢批评一句，也没有出台对受害者进行有效救助的亡羊补牢措施。还有令艾滋病患者十分不快的是，温总理第二次来到他上次曾经访问过的那个艾滋村时，当地艾滋病患者却完全被当局软禁起来，而能与他直接见面的村民又都是由当地官员精心挑选被操控着，以继续试图掩盖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实情。一位马姓村民说，在温总理到文楼村视察前一天，便有两名便衣警察来到他家，强制他两天内不得出门，也不允许他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去诊所接受治疗。妻子已死于艾滋病，他和三个孩子又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不解地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总理来探望我们，却不准许我这样的村民去见他。”据当地村民讲，在温总理视察前一天，有数百名警察进入文楼村，其中绝大多数是便衣。一位曾指责当地官员扣留给艾滋病患者资金的刘姓村民说，整个一上午他和另外10多人被软禁，然后又被关了一下午。那天温总理在村头，围在前面几排的全是警察，能允许前去的村民只能站在后边。村民们说，“温总理离开村子后，被软禁的村民才自由了”。不难想像，温总理在这样的氛围中在那里能看到什么和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由于李长春和李克强有权势极大的后台保护，做为国务院最高领导人再次来到他访问过的老地方，对蓄意隐瞒疫情造成严重后果的二位高官，没有任何触动，莫衷一是而讳莫如深。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迟迟不能查处，温家宝总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欠下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偿还的一笔账。无疑，这是连任两届总理的温家宝之过，做为政府首脑既想亲民又鞭长莫及，这种体制上的弊端也显露无疑。这是时代的悲哀。
成为保护伞的主管部门卫生部严重失责
河南省从血祸发生第一天起，就对疫情谎报瞒报，从不说真话，做为主管部门的卫生部，一是在隐瞒疫情这个关键问题上，因跪拜在二高官脚下，一直未能揭开河南掩蔽疫情的那层面纱，偏袒和帮助河南说假话；这是继2003年卫生部长张文康隐瞒SARS（即非典）重大疫情之后又一次隐瞒重大疫情。二是李鹏总理令卫生部对河南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彻查，因前去调查的负责人做了手脚，上报的不是真实疫情，以此搪塞不了了之。三是卫生部在河南省艾滋病毒爆发流行后，未能不失时机地运用国家力量，组织医疗队前去救助，又排斥外省专家救援和国际援助，这种完全听命于高官为隐瞒用谎言包装的疫情真相，担心疫情外泄的狼子用心，置急待救治的众多患者于不顾的恶劣做法，严重违背了医者仁心的称谓和救死扶伤的天职。四是大量感染者5-8年后才被确诊感染，造成了感染者确诊太晚和治疗太迟的“双延误”，导致大量感染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加重病情过早死亡的“高死亡率”。再连同因“卖血”和医院“输血治疗”这两个环节导致的艾滋病毒“高感染率”，这两个“双高”，是导致医疗救助迟滞的严重失责。五是在对艾滋病患者治疗中未能尽全力及时提供疗效好、副作用小可以使濒于死亡的艾滋病重患者病情会很快好转的抗病毒治疗骨干药物，一些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救治良机而过早夭亡。六是上访的受害多年反映有效抗病毒药品种太少，有的因长期服用一种抗病毒药产生副作用又不能及时调整以及服过期药等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六为匪夷所思的是，近年来卫生部竟有原高官出面亮出所谓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无过错”论，妄图让在河南艾滋病大流行负罪的二高官“咸鱼翻身”，也借此为自己在河南事件中严重渎职开脱。凡此种种说明，卫生主管部门对河南事件处置不力不当的严重渎职失责和为二位高官充当保护伞，无疑是卫生部之过。应说明的是，上述这些与现任卫生部负责人无关，但他们不得不为其前任的不良声誉背黑锅。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发出最后的吼声
拖了多年的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已经到了必须立案问责的时候，再无限期地拖下去，那就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了，亡党亡国已属必然。作为有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绝不能等闲视之。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对上任伊始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仍有寄托，希望他能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在解决河南问题上不负众望。也对明年三月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离任前能果断出手，做到众望所归。在惨绝人寰的灾难面前，有良知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不能再继续沉默，也要发出自己的吼声。要坚守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良心底线，在这样的罪恶面前沉默，不仅无法面对历史，也不能走入未来。我再次重申，也是叫板，我的举报所言非虚，凿凿有据，文责自负。如果李长春和李克强心中没有鬼，不妨敞开大门，让媒体前往河南艾滋病村实地考察；也可以将我一封封的举报信，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同媒体一起让有火眼金睛的国人辨别我举报的真伪；如果我失实了，愿接受法律制裁；反之，应依法惩治有罪之人。眼下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有权势的官员卖官，而无权的农民只能卖血了。能不能从速查处这宗最大权力腐败的产物即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案，是检验执政党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还是只为权贵利益的试金石。面对人命关天的大案，其检验结果是优是劣，明年三月“两会”召开之时，当可一见分晓。到那时，如果当局仍然视几十万受害者为草芥和蝼蚁，对他们的死活无动于衷，那么“三个代表”将不折不扣地成为一代表李长春和李克强，二代表死保他们的后台，三代表被二位高官和他们后台保护的权贵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永远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必将发出醒狮般的怒吼，像国歌最后所示，“让我们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誓为几十万无辜受害者赢得“迟到的正义”做出强烈反应，并坚信“迟到的正义”终会到来。
在纪念2012年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的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之际，衷心祝愿河南“血浆经济”中艾滋病毒感染者早日康复，并祈祷上苍保佑在这一血祸中冤死的10万亡灵。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陈秉中
原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2012年11月26日
附件：
1、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公开信
2、李长春和李克强的良心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