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为中外瞩目。10月23日，法广发表专访莫言及其家人的报导。报导中，被问及是否经常记笔记时，莫言回答说，“我从来不记笔记。”而其妻杜勤兰说：“（莫言）从小喜欢做笔记，他听到的，看到的，朋友聚会啊，他就记点笔记。”有意思的是，法广报导中，前后列出两人自相矛盾的话。
据法广中文网10月23日报导，法广常驻北京记者斯特凡.拉加德（Stephane Lagarde）在莫言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前往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采访了莫言和他的家人。莫言谈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以及将来的创作打算。莫言告诉法广记者他小时候经常听到村里老人和家里长辈讲的故事给他许多创作灵感。
据报导，在被问及“您经常记笔记吗？”时，莫言回答说，“我从来不记笔记，我想能够记住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有的东西没有记住忘掉了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在谈到莫言的写作时，莫言妻子杜勤兰说：“当时写《红高粱》他采访了人，（莫言）从小喜欢做笔记，他听到的，看到的，朋友聚会啊，他就记点笔记。《蛙》里面，他采访他女儿王梅。王梅很厉害，她喜欢看书。”
法广在报导时，前后列出两人自相矛盾的话。
莫言称写作时自己不是共产党员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正当莫言老家山东高密用莫言大打经济牌之际，外媒比较关注的则是莫言的红色背景及其对事物的真正立场。莫言回应表示自己在写作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共产党员，莫言这种文学脱离政治之说，大陆的一些民众都不认同。对此提出相反的论调。
早在莫言刚获奖，12日召开媒体记者会时，有法新社记者就问他，中国一些艺术家说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些密切，抄写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作家认为他是站在权力角度去谈社会。
莫言回应说，“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近日莫言接受《东亚日报》的采访时，再被问及他的党员身份，莫言回应表示，当自己写作的时候，并不把自己当成一名共产党员，而是以一位以良心写作的作家看待自己。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莫言的身份限制了他说真话。”
对莫言文学脱离政治之说，大陆自由撰稿人杜阳明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自己不敢苟同，“莫言获奖为他庆贺。自己没有拜读过莫言的文学，不敢对莫言的作品评头论足。但是并不同意莫言把文学与政治割离的说法。”
杜阳明分析表示，芸芸众生组成的社会，离不开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一种政治，逃避政治活动也是一种政治。当初莫言先生参军、入党、当了作家协会副主席。能是一位与政治割离的纯文化人么？
生活在德国的现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在接受大纪元欧洲中文版总编周蕾采访时表示，文学和政治，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谁要说，现在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表示政治和文学终于分开了，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是没有常识的一种说法。很多人不愿意得罪中共，所以不愿意批评莫言。我也并不是批评他，但是我认为他说的话不够诚实。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过于世故的作家。”
廖天琪女士还表示，莫言是共产党员，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享受的是副部长级待遇，从国家支薪。“这种身份让他难以保持其独立性，难以保证自己不说谎，不受贿。我这里不是谈他的人格是否有问题，我想说的是，莫言的身份限制了他说真话。”
莫言用的是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有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廖天琪女士对此表示，“中国的现实是如此残酷，用这种超现实手法去描写，就显得虚伪了，从某种意义上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我认为这就是虚伪。”
附：法广莫言专访 （2012年10月23日报导；作者：罗拉）
本台驻北京记者斯特凡.拉加德（Stephane Lagarde）在莫言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前往莫言的老家山东高密，采访了莫言和他的家人。莫言谈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以及将来的创作打算。莫言告诉本台记者他小时候经常听到村里老人和家里长辈讲的故事给他许多创作灵感。
法广：请问您怎么知道自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
莫言：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给我打电话时我说，第一，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惊奇，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怎么会轮到我的头上呢？第二，很惶恐。
法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会给您带来什么改变吗？
莫言：我从自己的良心来判断，该我发言我就会发言。不该我发言，我不愿意发言，自然我就懒得去说话了。得了这个诺奖和没得这个诺奖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也不会改变我整个的写作风格。我过去怎么写，将来可能还会怎么写。我生活中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将来还会是什么样的人。
法广：莫言您将来写作的打算是什么呢？
莫言：我的野心一开始就是想写高密东北乡，写农村会讲故事的老人。我还是一个儿童时经常去听他们讲故事，小的时候无意听到的故事，等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就成为我的素材。我早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一个在桥梁工地上当小工的这么一个小孩，那么这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后来我拿起笔来写作，把个人的经验变成了小说的素材。
法广：您经常记笔记吗？
莫言：我从来不记笔记，我想能够记住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有的东西没有记住忘掉了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莫言妻子杜勤兰向本台表示：得这个奖像梦一样，根本没有想到。就觉得再努力还可能，没想到今年能得奖，一听这个消息他们就跑进来，一进门就与我拥抱起来，（他们）说嫂子恭喜恭喜。以后，县里领导来祝贺。
谈到莫言的写作，其妻杜勤兰说：“当时写《红高粱》他采访了人，（莫言）从小喜欢做笔记，他听到的，看到的，朋友聚会啊，他就记点笔记。《蛙》里面，他采访他女儿王梅。王梅很厉害，她喜欢看书。”
莫言90岁高龄的父亲说，莫言从小喜欢听乡间的传说，故事。
莫言父亲：他六岁时开始上学，上了四、五年他就不上（学）了。为什么不上呢？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我是中农，贫农让上学，中农就不让上学。莫言是个好儿子，他逢年过节都回家，他每星期六都给我打电话。
莫言的父亲讲述了他的一个亲身经历
莫言父亲：那是在1938年，国民党撤走了，我们继续和日本人打游击战，我们烧了日本人的三辆汽车。
莫言的大哥也向本台记者表示：“那是在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莫言用了这个笔名，他原名叫管谟业，莫言的意思是不说话。”
莫言大哥回忆说：“当莫言懂事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公社化了，所有的土地啊，农具，牲畜，我们家的一头牛和一头驴都充公了，那时候是不堪回首。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家十三口一起吃饭，看见饭上全是菜，野菜扎嘴巴，非常苦，一点用玉米面煮的糊糊，我星期六回家，这么大的碗，我喝八碗，还不饱，最后看见桌子、椅子、板凳恨不得都去吃，永远吃不饱，肚子胀得很大也不饱，因为没有油水。饥饿和孤独的童年让莫言充满幻想，另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农村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像过去那么融洽，我巴不得你穷死，你巴不得我穷死，稍微有头脑的人都想离开这里。”
最后，莫言大哥讲述了一个非常让他感到内疚的事情：“那时候，我在上海上大学，上海一月革命夺权。67年我回来探亲，把造反派印的传单和小报带回来，莫言看了。当时农村造反的风气不大，莫言要保卫毛主席，要革命啊！然后莫言就把功课表撕了，说我们不做奴隶，然后领着同伴去串联，到胶州的一个招待所住了一晚，把被子尿湿了，他跑了，回来后被开除。”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