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傻瓜会上当。”──无名氏
在诊断财务病征这件事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告诉自己，无论人们将自己的财务管理得多么糟糕，总有一些因素──也就是偏好──将它合理化。
举一位名为杰克的中年高收入份子为例，他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子为全职家庭主妇。
杰克拥有一辆顶级的Lexus房车、一台漂亮的汽艇，有高级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证，大致如此。
不过杰克也几乎没有任何正规的资产，只有一个小额的退休账户，寿险也很少。他也几乎没有任何储蓄，除非你认为不断付清高额的信用卡费也叫储蓄。
现在，你可以说杰克是个疯子，我们也这么认为，但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这么想。
他们会说，杰克跟任何人一样理性，只是有些异于常人的偏好，导致他在年轻时挥霍，老年挨饿。
他们还会指出，假设他的偏好迫使他去存更多钱，非但无法提高、反而会降低他财务上的福利。
请注意，经济学家捍卫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技术上称为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不论多么荒诞不经，都是基于一个好的理由。
承认人会有不好的偏好，会让经济学界走向灾难，尤其会损害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学理论，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主张开始：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应该任其自生自灭，有效地分配资源，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
经济效率，就如第一个为此名词定义的二十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列托（Vilfredo Pareto）所说，意指你不可能让某个人变更有钱，而不会让其他人变得更穷。
“任其自生自灭”就是指不让政府的手介入经济。
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判断自己想要什么，或理解他们的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更有钱”和“更穷”这二个词，以及经济效益的概念就会开始失去意义。
此外，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的充分理由也会开始动摇，如果杰克危及的不单单是他自己的未来，还包括妻子和孩子的未来，情况尤为如此。
如果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当初写的是《国家的贫穷》（The Poverty of Nations）而不是《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经济学的专业肯定一开始就会分歧。
若不着眼于个人选择的价值以及竞争市场迎合该选择的奇迹，经济学界就有可能公开承认经济病征，并开始寻找治愈之道，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假设建立起的科学──在知道和满足个人欲望的这个部分，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健康的。
还好，医学界采取不同策略。与其仅将疾病描述成一种健康的异常表现，医学界将其任务视为治愈病症和预防死亡。
想像一下，如果你的医生告诉你，你有癌症一点也不意外，你的体质非常容易产生癌症，癌症是细胞生长的一种特殊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赶快找一位新的医生。
当谈到个人财务状况时，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治疗者。若冠上这个头衔，他们之中会有许多人感到惊恐。
但有愈来愈多人不会这样觉得了。此外，该行业正逐步由视家庭充满了完全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变成视家庭为充满了经常犯错的人，即便在最简单的选择设定上。
这种情况可能和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学到如何以经济学的语言去读、去写和去说有关。
※ 形成理财文盲的社会
《国家地理杂志》某个经常被引用的民调显示，年龄介于十八至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中，有百分之十一没办法在地图上找到美国，百分之二十九找不到太平洋，百分之五十八不知道日本在哪里，百分之六十九找不到英国，以及有百分之八十五不知道伊拉克在哪里！
对我们的教育体系而言，这个报告值得注意，它也可以说明当谈到财务相关的东西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茫然不知所措。
地理、历史和社会是每个人在校必读的学科，这些学科对在什么地方可能遇到太平洋这样的常识，提供了合理且正确的判断力。
但个人理财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怪不得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理财，比在地图上指出英国的位置更毫无头绪。
学校课程里没有个人理财这个项目，仅仅以简短的代数例子或一个选修的经济学课程取代。
有一半高中毕业生──不继续上大学的那一半──在离开学校后，接受正规理财教育的机会就没了。
继续升学的那一半也面临着没有经济学或财务课程可以学习的窘境。没错，很多大学生会修读这些课程，但大部分的人没有。
事实上，如果你将那些没有上大学，以及那些上了大学、但没有修读经济学或理财相关课程的人数相加，大部分的美国人成年后都没有受过正规的理财教育。
当然，你可以透过很多非正规的方式来自我教育：征询亲友意见；向雇主请教；阅读报纸财经版；买理财规划相关的书籍和杂志；与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保险经纪及银行业者聊聊；听广播里的理财规划师开讲；也可以付钱找财务规划师咨询以及寻求建议。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会做这些事，但我们理财知识的总和，并没有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强多少。
其中一个迹象来自近期美国教育部的某个研究，该研究显示，若没有计算机或收银机的协助，百分之八十的美国成年人无法正确地找零！
一九九三年，在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家贝恩罕的支持下，美林证券对一千二百位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做了一个很短的理财知识测试。
结果不怎么好看，有五分之四的人没有通过测试，即满分为一百分，他们的分数在五十五分以下。
下列是战后婴儿潮世代没答对的部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对道琼工业指数的价值毫无所知；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投资一千美元、利率百分之八，三十年后最多只能拿到五千美元的钱，但正确答案是一万美元或以上；有一半的人夸大了通货膨胀率至少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大大低估联邦债务的规模。
有趣的是，较年长的人答得并没有比较年轻的人好，男性表现得比女性好，白人表现优于黑人，大学毕业生表现比高中毕业生好，而有钱人答得并没有比穷人好，不过两者之间差异很小。
值得注意的是，五分之四的人自称没有或不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财知识。但即使是那些自认具备了相当理财知识的人，测试出来的结果也很糟糕，得分并没有比那些自称“没有任何理财知识”的人高。
除了对其理财知识相当有信心外，有三分之二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形容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是“相当安全或很安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预估退休后生活水准会下降。
不幸的是，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不仅在知识上欺骗自己，在退休准备这件事情上也欺骗自己。
取他们之中财富与收入比率最低的四分位数的人来看，你会发现尽管几乎没有存款，这组人当中仍有超过一半宣称他们的财务状况“相当安全或很安全”，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预料他们退休后要维持生活水准会有一定的难度。
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人（包括作者）都认为，我们在财务上比在实际上聪明多了，而且对于财务状况过于乐观并不代表我们一无所知。
相反地，在同一份美林证券的研究所显示，那些理财知识较丰富的人（测试分数最高的那群人）将收入存起来的比例最高，在其他的事情上都差不多。
所以理财知识是重要的，累积更多的理财知识则非常重要。
※ “瞎子牵盲人”式的理财传承
有一件事是我们年轻时必须知道的，就是在理财这方面，有哪些我们的父母做过，哪些没做过。
在同一份美林证券的研究报告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父母比起平均值是否算是节俭，随后再与受访者本身的储蓄行为比较。
不出所料，父母特别节俭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存的钱比那些父母存款很少的人还多。
孩子会承袭父母的偏好、经验和行为，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会认同父母的行为，如果他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就会变成共和党人；如果他们是民主党人，我们就会变为民主党人，这些习惯很难打破。投票给另一个党，感觉就像背叛自己的家族。
据说亚洲人普遍特别会储蓄，并会将储蓄的美德传给下一代。
这个说法是否有任何事实支持呢？有。
克里寇夫和他的两个同事做过一个实验，要求波士顿大学的大学生具体说明在各种假想情况下可以存多少钱。结果，亚洲和亚裔学生所提出的存款数目比其他人高！
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经验，对我们的理财规划和储蓄行为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若有近亲经历过一次理财上的重大挫败，我们就似乎比较能够专注储蓄。
负面的部分在于，如果亲友在理财上一帆风顺，我们当然也会假定我们的理财之路也会一样顺利。
这里的问题是，仅跟随着父母的路线走，缺乏理财路线图的指引，一般不可能成功。
这方面有个数据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根据美林证券的调查，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人有超过三分之二依靠父母、朋友或自己的判断，做为理财讯息和建议的主要来源。
那些具有大学学历和收入较高的人比较可能会依赖理财规划、理财规划软体或理财出版品──但这类的人并不太多。总之，在理财规划这部分，常常是瞎子牵盲人。@(待续)
摘编自 《25岁后一定要懂的40则理财处方笺》 商周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