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本真东京报导）由日本‘世纪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资制作，由旅日华人导演翰光执导的纪念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22周年的电影记录片“长城外”（日文名《亡命》，英文名《Outside the Great Wall》），5月2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首映式。数百名日本观众和旅日华人观看了这部大型历史记录片，当人们看到记录片中，中共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开枪，北京市民背着负伤学生大呼“救人”、“救护车”等镜头，当场流泪。6月4 日这部影片在除了东日本地震灾区以外的日本全国各地的十几家影院同时放映。记者采访了这部影片的导演、旅日华人作家翰光先生。
该片经过三年的精心制作、采访了胡平、王丹、徐文立、杨建利、作家高行健、郑义、诗人黄翔等近20位海外著名人士，回顾了文革、民主墙和六四的历史，见证了流亡人士在海外的生活。这部影片制作了日文、英文和中文三个版本，2010年5月曾经在美国和香港放映。导演翰光对媒体表示，最想让中国观众看到。
记者：关于这部记录片您想给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翰光：今年是“六‧四”事件过去二十二周年，好像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少的纪念活动，非常不便吧，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二十二年应该有一个评说，好像海外的人一提起“六‧四”，忽然想起来有这么个事，但是他们对这个事早已忘却，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忘记，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目前中国很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六四时候的事情没有解决，才到今天非常难以解决的地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想不要忘记六四，大家记住“六‧四”，从一个纪念的角度吧，我想我也应该拍这样一个记录片。
记者：我们看到这个记录片，日本片名是《亡命》，您希望在华人社会里公映时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翰光：其实这个有两层意思吧，其实我采访的许多都是海外的中国人，所以这些人确实是被拒绝在长城以外的这样一个环境，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社会总是有一堵墙，这个墙内和墙外完全是两个社会，所以我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被拒绝在墙外的中国知识份子作家、画家、艺术家他们的想法，他们在海外的生活状况，他们对祖国的思念，想从这个角度反映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流亡生活，正好这样一个长城外，好像长城这个概念吧，在日本或是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概念。流亡是这个作品的中心，长城外是作品的形象，我想表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叫流亡也好，叫长城外也好，都是这个片子要表达的主题。
记者：“六‧四”那时您是不是正在日本留学？
翰光：“六‧四”的时候我在日本留学，当时我们心情也很激动，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海外中国人或者国内中国人都能站起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支援一下学生的爱国行动，我想中国是不是能产生变化，只是那种心情吧，但是没想到当局这么强硬，这么固执，用这样一个手段镇压这样一个爱国行动，我感到非常惊讶又非常气愤，所以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对中国这次血腥的镇压，有一点绝望的感觉，但是我想过去了二十多年了，这个应该有个恢复他们名誉的时候，我想时候已经到了。
记者：1989年“六‧四”时，您组织了声援中国“六‧四”学生的游行。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翰光：当时我在开第一次，五月四日纪念胡耀邦会议的时候，仅仅来了十二个留学生，还有报导的，还有大学老师，但是开始游行的时候一下子来了五、六千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传真，来了这么多人，那个时候中国人看了非常亲切，都要互相拥抱的感觉，充满了希望，认为我们这次游行恐怕给国内很大的支持，可能党中央听到我们海外学生的声音，那个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那个时候日本人也夹道欢迎，中国人这么有勇气，这么有正义感，所以我们走在街头上感觉雄赳赳、气昂昂非常自豪的心情。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中国人觉得并没有受到日本人或者外国人的支持，因为虽然我们经济上去了，但是我们别的这些文明程度还很差的，所以我觉得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感到很痛心。
记者：从“六‧四”发生当初一直到现在二十二年了，您还仍然是要牢牢记住它。
翰光：我觉得很多人都被利益蒙住了眼睛，其实这个利益很多人得到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惠的利益，它所得到的这些食品，现在有很多污染，他住的楼其实也是非常危险，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一种真正的幸福，所以以后所谓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画饼充饥，给人的一种非常虚恍的幻景，所以到了今天，中国人可能感觉出来了，画饼充饥其实这个饼不是真的，而且不是它的，其实“六‧四”那个时候如果真正把问题解决了，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文明的、有言论自由这样社会，那我们很健康，恐怕我们社会出现问题及时会解决，而且这个利益是非常均衡地、竞争也是都在同样的起跑线，不会像六四这样出现这种利益阶层，共产党它完全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了，中国又产生了新的这种富裕阶级，和我们贫困阶级，共产党消亡一个阶级，它们自己又造出来一个自己的富裕阶层，这是很惨痛的教训。
我想中国人现在应该觉醒，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子孙后代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牺牲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这些财富，牺牲了我们的环境，牺牲了我们的心灵，这种巨大的牺牲我们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就想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反思一下我们中国人自己，反思一下中国人的文化，而且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所以我想出这个片子是给大家一个提示，不要忘记那些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真正为的社会是今天这样的吗？所以我想抛石引玉吧，给大家一个启发，我出于这样的心情做的这个作品。
记者：您觉得人们应该汲取什么教训？
翰光：我觉得上帝也给中国有几次机会，我们都错过了机会，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你看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过去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日本它乘上了这条船，我们中国就没赶上这条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亚洲都在觉得（治疗）这种专制制度有一种灵丹妙药要吃进去，他们吃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我们中国吃错了药，吃什么马克思主义，吃错了列宁和斯大林这种独裁，它把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专制和美丽的幻想结合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吃错了药，今天我们要吐出来这个药，这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是六四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吃错了药，应该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却还对权力机构抱有很多希望，以为体制内能够改变它们，放弃它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但现在看起来我们中共的权力机构和官员它们自己是不会放弃权利的，要我们每个人来争取，这是我们的最大的教训。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应该回到这个最开始的出发点，真正走一种民主、自由、人权，让我们最起码有个生存权、言论自由权，这最基本的权力我们今天应该得到，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争取的事情。
我想民主自由很多人说它是普世价值，但是中共的权力机关却对这个名字充满了诋毁，那我们不要民主要什么，今天的社会，外国这么自由，这么民主，而在中国大陆中共在尽量削弱这个权力，每个当权者都要向老百姓低头，向老百姓要选票，唯独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要看上面，都要看权力，而且不顾这么多生灵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已经很少了，与时代不同。所以不是要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错路，而是要走追求真正民主、自由、科学的路。
记者：您觉得如何可以唤醒中国人的良知？
翰光：我这个片子在日本一上映好像有些当时参加游行的，他们想起来了那个时代，我们真正不应该忘记六四，但是很多人出于无奈，出于生活的逼迫，大家放弃了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买卖，不去想这些真正民主、自由的事情，但是我想他们是绕不过去自由圈子的，他怎么样做买卖，怎样一个财富，这个财富都是不稳定的，而且他真正地得不到一种真正的幸福，他也心不安理不得那种，所以这样呢，我就觉得大家无论你是做买卖，还是关心不关心中国的事情，应该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民主事业。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见眼前的利益，真正追求一种心灵上的幸福，我们祖国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而且最后是个人的幸福，没国家全体的幸福哪有你个人的幸福，我觉得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良心，做一些良心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声音版 旅日华人作家翰光 ：为了记住“六‧四” 纪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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