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产79名亿万大款 评论：更要造大师

【大纪元2011年06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日前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透露，北大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造就了79名亿万富豪，其校友中的亿万富豪数量，已连续三年居中国高校首位。这一消息引发各界评论，人们重新审视，作为国家顶级学府，最应该做的是什么？造大款还是造大师？

陆媒：“造大款”更要“造大师”

据报导，中国校友会网曾于今年年初发布类似数据。报告显示，在1999至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胡润中国百富榜、新财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造就了149名亿万富豪。其中，北大造就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79人，高居榜首，连续三年问鼎中国“造富摇篮”。清华大学略逊一筹，造就了70名亿万富豪，浙江大学位居第三。

大陆媒体发表张冰歌的评论《北大造“大款”更要造“大师”》指出，当一个国家顶级学府，把造就了多少亿万富豪作为资本来炫耀时，就失去了大学当有的深厚，而给社会带来的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好讯号。试想，如果一个国家顶级学府缺乏思想深度与道德价值，可量化的金钱变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大学恐怕就不是“大师之谓也”而是变成“大款之谓也”了，这是大学的悲哀。

张冰歌在文中写道，在100多年前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这样的文字:“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劣就简，有失首善体制。”而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些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一个是在说“京师大学堂”的国家地位，一个是在说大学最该做什么。若是把多少亿万富豪作为资本来炫耀，不能不说是“因劣就简，有失首善体制”了。

何为“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及其学生为主体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充分的体现在三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身上。

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对于北大精神进行了经典解释：“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当时蔡先生在北大立有“进德会”，以德治校。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传弟子蒋梦麟，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的身份在北大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北大之精神》，进一步阐述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至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胡适的自由主义理想，同样是北大精神的精髓。

“北大精神”在未名湖畔消亡

1948年12月15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及夫人乘坐空军大队专机离开北平，校务由郑天挺、周炳琳、汤用彤三人负责主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权派遣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钱俊瑞等10人，来到北大校园宣布接管。同年6月，钱端升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以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此后，1951年北大新任校长马寅初倡议全校职员开展政治学习。同年9月，周恩来应马寅初等北大校长及北大教授的请求，以《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为标题，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政治报告。

讽刺的是，1957年6月，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被划为“右派”。1960年1月3日，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政治喧嚣中，马寅初也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而今日之北大，俨然成了一个高等职业培训场所，一个学官、学棍的分赃之地，一个官僚、明星的镀金处，主宰一切的是权势和金钱。无论校方、教授还是学生，都匍匐在专制的权杖之下，苟且分赃。此乃北大之耻，民族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