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广州:热衷生意担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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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6月17日讯】广州,小北路与环市路路口,四条街巷、三座高架桥、一条铁路交织在一起。从环形过街天桥上走下,就会看到无处不在的非洲人,“African Trader”(非洲商人),是他们最喜欢的称谓。

街角社会 客房天天爆满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导,宝汉直街巷口,登峰宾馆门前,晚上20点,夜幕降临,人流骤增。小贩们把商铺里的衣架摆到外面,10元一件的廉价T恤一眼望不到头,其间夹杂着密密麻麻的水果摊、烧烤摊、蔬菜摊,提着布包、抱着孩子、牵着女友的非洲人穿梭往来,不太标准的中文或英文此起彼伏,写满三四种语言的霓虹灯招牌令人眼花缭乱。

登峰宾馆位于这几条小巷尽头的交会处,是这个“街角社会”的中心。底下两层为商铺,上面4层是客房,旁边毗邻的越洋商贸城,上面几层已改为新登峰宾馆。“近300间客房,几乎天天爆满,95%都是非洲人。”

签证过期 害怕遇见警察

来自尼日利亚的丹尼尔,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在2006年,那时他25岁,已经在国内做了3年汽车配件生意。但那次4个月的旅行,并没让丹尼尔下决心留下来。“白天去广园西市场买东西,傍晚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从我身旁路过的中国人都捏起了鼻子。”这个举动多少让丹尼尔感到“有些不舒服”。但2008年初,丹尼尔还是回来了,“毕竟这里的东西最便宜,质量又好”。他说他17岁高中毕业后就整天泡在家乡集市上,对自己的评价是“没有语言天赋,但有生意头脑”。

丹尼尔告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这里的很多年轻人都遇到了签证麻烦。”他也不例外,自从护照过期后,他最头疼的事就是遇见警察。“看到警察过来,我们当然要走开,有时候还得快跑。”上个月,他的一个签证过期的朋友就在租住屋内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只能回国,这让丹尼尔更加小心翼翼。“除了做生意,我一般哪儿也不去,晚上就到这里来喝喝酒,跟朋友聊聊天。”他拒绝了拍照请求,哪怕是背影也不行。

“我不喜欢喝酒。”丹尼尔指着脚下的酒瓶说,“关键是晚上可以来这里放松一下。”巷子里的小酒馆也坐满了非洲小伙和姑娘,在震耳的非洲音乐声中,懒散地待上三四个小时,是他们“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再不用去想签证这种头疼的问题”。延期申请被拒之后,丹尼尔也想过找黑中介,但“6个月的延期要花1.2万元,没多少人能够支付得起”。

跟大多数同伴一样,丹尼尔每天的作息是从上午11点钟开始的,自己做点吃的,下午如果没有生意,就跟朋友们一起玩。“玩什么?其实不用什么,就是聚在一起聊聊天。”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到那套花1500块钱租来的单间里。

马里的穷小子打拼成功

来自马里的阿马拉(Amara),就是一个穷小子打拼成功的模板。生活在农村的阿马拉,父母要供养他们兄弟5个,自然只能靠天吃饭,“没有雨就没有粮食,有时候一年到头都不下一场雨”。17岁那年,别人都到了上高中的年纪,阿马拉才刚读完小学,没钱继续读书,他只能退学,在家乡的街头靠擦鞋为生。“擦一双鞋的钱,约合人民币1元,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擦10双,刚刚能吃饱。”

阿马拉算得上最早闯荡广州的马里人之一,跟大多数非洲商人一样,先从服装做起,后来拓展到家具、电子产品、建材等大宗商品,直到今天,“什么都卖,一切生活用品在非洲的市场都很畅销,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工厂”。他在登峰宾馆旁边的怡东大厦租下一间写字间,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为了节省路费,阿马拉有3年多都没有回过家,“每当想念孩子们的时候,只能给他们打电话,家里没有电脑,没法通过视频看到他们,那时候经常失眠”。

一年前刚刚在广州出生的小儿子,是阿马拉在这里最大的宽慰。“生意再难,但只要看到儿子,还是会给我力量。”可是,现在小孩的签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写字间,在广州的50多个加纳人中,只有12~15个拥有固定的写字间,大部分人只是流动的中间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只是往返于非洲与广州之间的客商,他们一般每年来三四次,每次停留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有的甚至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商铺,但也只是作为据点而已。

少妇:没有生活,只有生意

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正是梅卡(Mika)最大的幸福。这位来自刚果(金)的少妇,在金山象商贸城开了一家理发店,她负责理发,丈夫乔治斯 (Georges)则负责卖碟和刻盘,5岁的女儿Nono与3岁的儿子Jojo都在广州。不足15平方米的小店里,两张椅子,一个洗头盆,进门的小桌子上摆满了非洲音乐和电影光碟,显得有些拥挤,一台14英寸的小电视机不得不挂在墙上。

理一个发50元,因为发型复杂,一天至多能做完四五个就不错了。梅卡干劲十足,每天中午11点多,她都要准时从租住的荔港南湾小区出发,花两块钱挤公交车来上班,一直忙活到凌晨才回去。梅卡早年随丈夫到南非做生意,她并没有专门学过理发,“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3年前来到广州,发现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很多,但却很少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理发店,她便决定自己创业。“在这里,我们没有生活,只有生意。”跟许多采访对像一样,梅卡也这么认为。

为了女儿上学方便,她特意把房子租到了远离小北路一带的荔港南湾,家里陈设极其简单,客厅除了两个沙发和一台电视之外,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那个小小的耶稣相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基督徒。

每月2500元的房租、女儿 1000元的学费,加上保姆费、交通费,林林总总也有6500多元的支出。为了节省,梅卡很少逛街,每天午饭和晚饭都是一份不超过10元的盒饭,有时候忙起来就只能等半夜回家时煮包方便面充饥,每周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赶紧在家美美地睡上一觉。

唯有周六晚在足球场的氛围最为轻松。每到周末晚上,聚居在此的非洲人都会相约到附近的城市职业学院球场踢球,650元的包场费由每人30元凑齐,有人专门负责收钱并记录,有时候还会跟不同国家的队伍来场小比赛。进球后的欢呼和庆祝,驱散了几天来的紧张和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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