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座谈数字化的力量 致媒体与政治变迁

【大纪元2011年04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杜国辉纽约采访报导）3月31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国务院前政策计划处主任斯劳特（Prof. Anne-Marie Slaughter）女士和纽约大学新媒体专业教授施厄基（Prof. Clay Shirky）应邀在外交协会举行座谈会， 就社会媒体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介绍了他们的观点。

互联网、社会媒体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

斯劳特教授认为，互联网是人们的生存空间， 她从未想过人们要连接美国， 从美国下载美式的民主作为自己的基本模型，而且，尽管人们尊重美国的政府，人们也不会建议他人下载美国的非常两极化的（政治）系统。 她认为，自由应该包括可以连接3方面：第一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如果谁被切断连接，基本上就是被切断了与21世纪这个世界的联系。第二是自由地连接人们所需要的任何资讯， 其中包括社区里的异议人士、西方世界等。第三，连接人们，这种连接使得人们有巨大的勇气去做他们单独时不敢做的事情。21世纪的外交不再是政府对政府，而是政府对社区、政府对人群。

互联网、社会媒体在“阿拉伯春风”中的作用

施厄基教授表示，他不知道是否互联网、社会媒体在“阿拉伯春风”中的作用像媒体描述的那么大。他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是综合原因的革命”。分析所有的原因就需要至少10年时间，突出社会媒体的作用也是错误的。事实是一群受过教育的、无业的愤怒的人们，他们的政府试图防止这些人协调他们愤怒的举动， 他们使用了这些工具来促进沟通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标，“推特革命”是编辑加的标题，并非作者们的原意。几乎没有人说：是推特引起了突尼斯的革命，

如果没有互联网、社交媒体这近10年来在科技上的发展，就没有这次革命的成功？

斯劳特教授认为不是。 但是可能和人们想的不同，她认为，由于（政府）用于镇压的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自由的社会媒体也要不断进步。但是真正引起革命的因素是对（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不满， 以及那些个人的非凡的勇气，比如那个突尼斯的年轻人，他在受到委屈时采取的是最古老的抗议方式：自焚，而不是伤害别人。

社会媒体对那些喜欢对自己的人民动武的政权能做些什么

施厄基教授表示，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在现代或者工业社会生存，就得至少给工人们一个手机，而那就给了工人们某种程度的通信自由，在现在如此广泛的使用情况下，结果无人可以预料。

斯劳特教授指出，当政府面对是否要射杀自己的百姓时，埃及军人决定不执行。当然， 美国可以骄傲地承认与如此多的埃及军人有联系，而且在其间有很多互动，埃及军人明白：职业军人是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的，职业军人的职责是保卫自己的国家， 而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当然在利比亚，卡札菲有不同的观点。

她认为美国应该有所作为，因为， 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如果不作为，实际就是发出一个信息： 不仅暴力可行，而且还可以达到任何程度。以现在的科技水平，采取大规模暴力越来越难，历史上的暴力狂都不公开干，而是隐蔽着干，正如苏联的古拉格，人们不知道他们（政府）干了些什么。他们（政府）的言与行不符，（而科技）可以使那些暴行曝光，令那些政权更加难以自圆其说。

斯劳特教授认为，阿拉伯革命中的主导理想就是对基本人权的要求。

中国是否可以只发生经济革命，而不发生政治革命？

施厄基教授认为不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共执政不会再超过10年，人们没见过任何一个独裁的工业国家能够存在超过70年。

斯劳特教授认为，的确低层的自由化，即允许人民参与基层活动的自由较过去变化非常大，但同时，中共非常担心，特别是最近，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共）近来有系统地抓捕社会媒体的创作者，如部落格（博客）作者，关闭网吧等等。 中（共）担心，就会有些个人付出代价。 中国正在缩紧对（自由）的控制。 在中国生活过，才能理解中国人在社会的动荡中受过如此多的苦难，他们渴望社会稳定，所以可能会允许社会演变而不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