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八）Tufts牙医学院大学部

【大纪元2011年12月15日讯】【编者按】在过去这一百年间，华人世界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苦难及巨大变化，华人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迁徙。许多炎黄子孙远渡重洋移居海外，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许多华人及其家族都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他们在过去100年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世辉牙医是美国波士顿华人社区知名的社团领袖，为人风趣热情，他借着这个机会，撰写了《我的故事》，与社区好友们分享王家一族的故事。

Tufts Dental School大学部

拿到专科医师学位之后，本以为可以衣锦荣归，没想到在台湾的同学们给我浇了一头冷水，因为牙根管治疗当时在台湾根本没有就业市场，回国就等于失业。辗转反侧，最后决定继续留下来，边读书边观察国内的发展，1984年又回到Tufts牙医学院当学生。

“国际学生课程”（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招收十位外籍学生，在自己国家都已经是牙医师，其中有七位是台湾来的，总算有说中文的对象了。原本两年半的学制，被无缘无故改为三年，因此要多缴一学期的学费，大家敢怒不敢言。每个人被课业压得没有打工的余力，学校也没有提供奖学金。我在1982年的第一学期学费是$5,522，到1987年的最后一学期的学费是$8,645，当时美元兑台币的汇率是一比四十二，换算成台币可是一笔大数目。我白天上课，晚上义务担任夜间门诊的指导医师。系上有三十多位兼职老师，都是义务性的，当系主任邀请我加入回馈母校的教学阵容，我义不容辞答应了，没想到这份工作持续了十二年，最后还升任到临床副教授，直到1996年转任哈佛牙医学院为止。这段求学期间，对我来说只是对牙科再作一次总复习，因此相当轻松。

1985年3月15日早上9点6分，妻子秀玲在Dorchester的圣玛格瑞特斯医院（St. Margarets Hospital）生下贞桦，是剖腹生产。有了孩子，不能再住在吵杂的公寓，于是买了房子搬到牛顿市（4 Botsford Road）。1987年5月17日，又毕业了。拨指算算，牙医一共念了十一年，父亲花了大把钞票，我则付出大片青春。台湾还是无法让我“贡献祖国”，当初出国前发了誓要学成归国的，我并没有背弃祖国，而是祖国辜负了我。留下来要找工作，有了工作要申请居留。

台湾虽然没有容身之地，但是美国却是遍地黄金，不但很顺利找到工作，而且忙得晨昏颠倒。每天要跑两间诊所，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早上摸黑出门，晚上摸黑上床，车子每两天加一次油，居家像住旅馆。1988年拿到了居留权，1989年3月13日凌晨2点19分，

在同一家医院生了老二贞桓，不得不再度调整人生的方向和脚步。

两个孩子的生产经过，也有一段戏剧性的经验。我.时是学生，眷属看妇产科是到指定的新英格兰医学中心（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秀玲怀老大时，由妇产科主任Dr. Kawada主治，预产期前一周，到医院作产前检查时，Dr. Kawada告诉我们一切正常，但是产期会延后。秀玲一直觉得婴儿的头是卡在腹部上方，经过第二位医师Dr. Harold Michelwitz检查和超音波确认，婴儿的确是头上脚下，而且无法翻转成生产位置，所以要剖腹生产。一切来得突然，令人手足无措，堂堂妇产科主任还搞出这个大乌龙。

秀玲怀第二胎时，又得去见Dr. Kawada，这次错得更离谱，他认为婴儿有蒙古痴呆症的可能，因此要作羊膜穿刺。结果是他看错血液检查报告，害我们担心受怕一个月之久，最后羊膜穿刺结果正常，我们就拒绝让他接生。

孩子的名字有一个小插曲，父亲早就按照家谱取好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就由我和秀玲决定。正巧系主任在为他的孙子取名字，于是我就借花献佛，用了他想好的名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