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娘很高兴的叫我去旁戈庄发个电报，叫在昌潍专署商业局工作的立泰弟赶快回家来。
10月22日，立泰弟从昌潍回来了。
我离家时他才两岁多，此时已是个英俊青年，全家团园，娘高兴极了，把她舍不得吃的食物全部拿出来，家里热闹得像过年似的。从早到晚左邻右舍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我，炕上、炕前都坐满了人，欢乐气氛到达了顶点。
父亲在家只住了三天，他和三叔都回工作单位去了，来访的人也渐渐的少了，此时我才有时间走出家门看看。
这天，我独自一人漫步在水西村。我东西南北到处走了一遍，极力寻找我童年时代的痕迹，然而这一切都无处可寻。
原来的街道、房屋绝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有的在原地基上种上了庄稼和蔬菜，有的地方墙倒屋塌瓦砾遍地，有的地方还耸立着断墙残壁。我的启蒙小学，水西私立培英小学的旧址上，满地野草和破砖碎瓦，仅剩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校门。整个村子既不像村庄，又不像荒野，到处死气沉沉，满目荒凉，如同遭到了一场大浩劫。据说这些都是“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遗留下来的悲惨景象。
我百感交集，难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最后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
当时农村的情况何止我们这个水西村，据我所知，许多老同志回乡探亲，看到农村这种凄惨情景，回到原单位后，说了真话，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苛政猛于虎”。
故乡之行使我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所以后来我对敢为老百姓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由衷的钦佩和敬仰。另外，我这才深深认识到，毛泽东这位独断专行，至高无上的“万岁”，用所谓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把老百姓害惨了！
这时我在家已经住了十多天了，如果继续住下去，必定夜长梦多，于是我决定立即动身回四川。
我要感谢村支书记王连声。我到家后的第一天，就决定户口迁移证件等一律不向外拿，假装作为回家探亲来掩饰。
但有个问题，山东地区为了阻止人口外流，买火车票的管理极严，一律凭介绍信和证件。那么在返回四川的旅途中买火车票，住旅馆的凭证怎么办呢？于是我慌称我的探亲证件放在钱包里在郑州转车时被小偷偷走了。娘领着我去找到村支部书记王连声，王连声不知道我是个“右派”，满口答应给我出个证明，我立即亲笔草写了一个证明，他看了后马上给我盖了个公章。
10月30日晚上，是我难忘的一夜。
在得知我第二天要走的消息后三婶给我送来了地瓜枣，四婶给我送来了一大瓢葵瓜子和地瓜枣，天刚刹黑，祖母、娘、五叔、三婶、四婶、“余耕堂”我二妈妈、“永安堂”我三大爷、三大娘、冬至他娘（我大嫂子），还有左邻右舍的亲人们等等，都来为我送行。他们异口同声地祝我一路平安。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欢乐极了。一直到下半夜，大家才恋恋不舍的与我作最后的告别。这是在阶级斗争最残酷，最恐怖的时代，在我当“右派”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亲情人性的大温暖。
50多年后的今天，“万岁爷”时代的那段悲惨的岁月已成为历史。遗憾的是当年送别我的那些亲人们，绝大部分人没能看到今天，他们与我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别。
1960年11月1日拂晓前，娘一早给我做好了早饭，吃完早饭后我告别了娘和三婶，与我弟弟立泰一起登上路程。（立泰是顺便返回昌潍专署他的工作单位去）
大地还静悄悄沉睡着，我走到四叔的家门口，老祖母正在睡梦中，我望了一下四叔的家门，凄然长叹了一声，今生今世恐怕难以见到这位把我抚养大的老人了。（注：祖母84年去世，在她老人家生前，我不能报答她对我的抚养之大恩，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下午4点钟我到了高密火车站。
我买火车票时意外受阻，售票员说我手续不齐全，不符合购买长途火车票的规定。我吓了一跳，如果走不了的话，那么后果就难以设想了。我立即请列车售票员打电话询问王连声，他们和王连声通了话以后，这才解了围。
至此，我第二次走出了家门，又走上了我漫长的、坎坷的人生旅程。(待续)
